近20年来, 当代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一些研究领域仍有待拓展, 当代社会史即为其一。相较其他研究领域而言, 当代社会史研究明显滞后许多, 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还不充分。而一项研究的拓展, 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则为首要工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而新资料的挖掘或范围拓展则又是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 本文即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现状做一评述。①由于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整理和利用的程度差异很大, 相比较而言, 利用最多的主要为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社会调查, 其整理的文献成果也相对多一些。因此, 本文也首要对这些类别的资料进行评析, 其他相关史料则由于篇幅所限, 难以做翔实的评述。

　　一、资料搜集整理现状
1.档案

　　档案②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其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综观这些年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论著, 其多数依据的主体资料即是各类档案。可以说, 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 利用率最高的则属档案。但各类档案的利用情况又存在极大差别, 就当代社会史而言, 有关的档案整理出版并不多, 或者说高质量的档案资料汇编还极其缺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现已陆续出版三批, 第一批 (1949—1952年) 12卷、第二批 (1953—1957年) 9卷、第三批 (1958—1965年) 10卷。该套丛书按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 按专题立卷设纲目, 每套设有“总序”, 书后附有部分资料索引;内容涉及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 且正文内容全部采用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 或全录、或节录、或摘录, 而每一卷资料又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该套丛书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更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当然亦是进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 一些地方档案馆也进行了部分档案的整理出版, 如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石家庄档案局 (馆) 编《石家庄抗击非典档案史料汇集》、宁波市档案馆编《见证宁波辉煌·宁波改革开放三十年档案史料图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市档案馆陆续编辑出版了《天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天津卷) 、《解放初期天津城市经济宏观管理》、《天津土地改革运动》等资料。其中, 《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 反映了天厨味精厂从创建到发展, 到迎接解放和接受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几个阶段的历史过程, 收录了包括函电、合同、契约、会议记录、业务报告、账表等大量档案资料。①《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选用河北省档案馆藏1946年至1952年的档案史料, 以省级文件为主, 同时也收入一部分地市县级有代表性的文件, 以工作总结、报告、指示为主。②

　　2.民间文献

　　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包括契约、文书、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 主要反映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内容。随着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 民间文献的学术价值也逐渐被学界认识, 搜集和整理的队伍和范围也日益扩大。其中成就突出, 最值得关注的则属山西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山西各地已搜集到集体化时期100余个村的民间文献, 是开展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 已成为迄今规模最大的集体化时代民间文献中心。这批资料或以个人档案突出, 或以村庄基层活动面貌突出, 或以成册上级文件突出, 或以较为完整的账册和各种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数字呈现, 年代横跨1945年至1982年;地域包括村庄、公社以及灌区、工厂、百货公司、供销合作社等, 遍及山西全省50余处;内容涉及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文本资料和实物。③该中心已计划利用这批资料影印出版100册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则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整个城乡, 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系列, 已有《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物资局整风鸣放材料》《茶厂1957年整风大字报》《花岭大队表格》《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等9种。收录了流散于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 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 主要反映了1949年以后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 为读者提供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④

　　复旦大学则于2011年成立了国内高校首个专门以收集民间社会生活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学术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并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进行数据库建设, 已建成运行了“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思则搜集了河北昌黎县、邯郸临漳县、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个村落的档案文书, 以及河北邢台县前白岸公社党委书记乔钦起的工作笔记。这批文书档案内容极为详细、丰富、完整, 而河北昌黎侯家营村的档案资料则又连接着20世纪上半期日本满铁对该村的调查, 具有前后连贯衔接的特殊价值。

　　此外, 笔者亦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民间文献资料, 包括河北定县一个村集体企业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发展历程的较为完整的档案, 以及两种连续记载50年以上的私人日记等。

　　3.口述史

　　口述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 与当代民间文献相比, 抢救口述史料更时不我待。现今, 参与或目睹过新中国历史变迁的人物尚在, 但如果不抓紧采集史料, 随着时间流逝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丧失记忆能力或逐渐离世, 则会永远丧失机会。也正因如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积极投入于此, 做了大量口述访谈和整理工作, 并取得了众多成果。而一些口述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则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项工作的进展, 比如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等。

　　目前, 就当代社会口述史研究对象而言, 涉及颇广, 包括土改、抗美援朝、反右运动、大跃进、根治海河运动、人民公社、“文革”、农村妇女、知青、赤脚医生、农业生产责任制等。如关于知青口述史业已取得众多成果, 如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 觉醒一代的声音》, 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等。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 或着眼于女性, 或侧重于作家, 或着眼在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口述史》更重于所选人物的典型性, 作者从当年官方树立的知青典型、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以及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中, 选取了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的13人进行采访, 从而得到了对那场运动各不相同的带有极其鲜明个人色彩的评价和感受。①

　　其他又如: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吕国光主编《农民工口述史》、吕兆丰等主编《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等。其中不乏佳作, 如《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重现了大寨村近60年的沧桑巨变, 包括了大寨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村容村貌、乡风民俗等各方面。②而最值得称道的是魏宏运、三谷孝主编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该书的一二三卷是1990—1995年“华北农村调查团”先后对当年满铁调查过的北京吴村店、沙井村, 天津的冯家村, 河北的寺北柴村及山东的后夏家寨村的考察访问记录, 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完整的保存下来。③

　　4.社会调查统计资料

　　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是别具一格且尤值得当代社会史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史料。社会调查者可以是各政治派别、政府、学术团体、学校及个人, 调查对象则包罗万象, 可以涉及城市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 具有社会性、针对性、真实性及典型性。他既保存了大量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 又凝聚了调查者对各种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 是深入研究社会史的不可多得重要资料。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一些科研机构即已编辑整理了大量调查资料汇编。如, 《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 (1930—1936年、1950—1955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调查研究资料汇编》 (第1集1958—1961年) 、《1967年水稻病虫调查研究资料汇编》等。其中, 《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是在商业部指示及领导下, 以商业厅为主, 结合统计局、粮食厅、工业厅、农产品采购厅、供销合作社、对外贸易局等有关部门, 从省、专、市、县抽调了144名干部编制而成。全部资料包括抗日战争前 (1930—1936年) 及新中国成立后 (1950—1955年) 各年的工农业商品价格, 以及依据这些价格计算出来的工业商品消费物价指数,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资料、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单项商品比价 (工农业商品比价、粮种比价、其他农产品与粮食的比价) 等, 是一部较系统、在商品范围上又比较全面的历史价格资料, 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参考资料。④此外还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 (1985年) 、《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双变量和三变量资料汇编》 (1991年) 等。

　　而本世纪也有一批大型调查丛书汇编出版, 如《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跟踪调查》《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等。除这些大型调查资料汇编外, 还有一批直击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问题的调查专著涌现, 其内容涉及乞丐、女保镖、地下性工作者、的哥、消费黑幕等中国种种社会现象, 这些调查著作并无大而不当的理论, 而是从社会细微处入手, 颇有价值。此外还有众多乡村社会研究者的乡村调查, 如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是对当下中国乡村所做的调查, 作者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深入透视, 如农村里的半熟人社会、农民的合作能力、制度下乡、村庄精英的谱系、农民负担机理、积极行政的功与过等, 试图建立起关于中国当下农村的各个面向。①

　　除以上所说四类史料外, 其他诸如各级各类文史资料、地方史志、纪实和回忆录、报纸和新闻稿件、文集文稿以及国外史料和史学史资料等等, 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 并且在整理与利用上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不足与反思

　　因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起只是近几年的事, 起步晚, 这也就造成了其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研究领域, 迄今还未见到成系统、较具规模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汇编出版发行。②即便是从目前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来看, 也存在很多不足。

　　1.从资料的搜集来看, 更多偏重于档案, 对其他如民间文献、口述史及各类影音与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够, 且缺乏专业机构 (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的介入。

　　多年来, 人们对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保管的档案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但对留存于民间的各类文献却关注不够, 从而造成大量珍贵的民间文献流失、破坏和损毁。新中国成立后即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 加之此后各类部门的频繁变动, 许多私人史料被抄没、毁坏或遗失, 大量的未公开发行资料也不断被处理或销毁。近几年, 笔者从废品回收小贩处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各类文献资料, 也多次到基层造纸厂园区废纸回收站搜寻。但凭一己之力也只是搜集到极其有限的少量资料, 绝大多数的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就此化作纸浆。实际上, 种类繁多的民间文献不仅是官藏档案的必要补充, 更是完整真实记录中国社会全貌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虽然近些年民间文献的重要价值已引起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学者的重视, 并开始积极从事此项工作, 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分散状态, 彼此之间缺乏充分系统的交流合作; 而且目前能够较为系统地收集中国当代民间文献的只有少数几所高校, 具备良好收藏条件与专业收藏技术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 却因认识及经费等原因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即便是档案的整理出版也乏善可陈, 与史学研究所需存在很大差距, 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成规模系统的档案整理工作还极少, 虽然有部分档案馆在期刊、网站等刊发少量的专题馆藏档案, 但却显得极其零散和不系统。而就民间文献的搜集来看, 往往会因收藏单位或个人的喜好和关注点不同, 文献的种类与范围也就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搜集种类而言, 现在还多偏重于口述史资料和农村基层档案文献。当代民间文献史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存在形式的多样, 除了传统的文本类型外, 更有各类影像、录音、电子数据等新型文献资料, 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再就搜集的地域来看, 现阶段当代民间文献的搜集仍多集中在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当代社会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尚显落后;且已有工作又较多集中于农村地区文献的搜集整理, 对城市的关注还不够。同时, 限于资金及专业人才的缺乏, 民间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严重滞后, 这都对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 口述史近些年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目前很多学者所做口述史主要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 以此做学术研究的扩充, 这样所形成的零星的口述史虽也做了一些历史记录, 但终究口述样本数量有限, 尚不成规模, 且其未能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 影响到史料的原始性。二是从事者许多并未受过口述史学的正规训练,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史资料的质量, 很多采访者也只是临时接受简单的培训而已。三是从采访对象来看目前主要还是集中于名人和重大事件上, 对普通民众的访谈仍然较少。限于经费及保存场所等原因, 其他诸如各类影音及实物资料的搜集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2.从资料利用效果来看, 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民间文献利用效果都不理想。与古代史、近代史相比, 当代史具有十分丰富翔实的档案资料, 但其利用开发程度却又明显滞后。

　　首先, 从档案的利用方式来看, 其主要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直接提供案卷查阅, 这既极大地限制了档案信息的利用, 又需要利用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费用。此外, 从档案开放程度来看, 当代社会史档案还尚未像古代与近代档案史料那样完全处于公开状态, 特别是“文革”时期以及现行档案很多都属于“控”档, 尚无法解读利用。虽然现在一些科研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档案馆合作整理档案资料, 但仅就当代史这个庞大的档案矿藏而言, 还只是刚刚开掘了一个角落。此外, 一些档案管理部门在档案升级过程中, 也撰写了一些编研资料, 但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一般简单的汇编, 给查找和利用带来一定的不便。

　　其次, 从档案的利用程度来看, 虽然官方档案为当代社会史研究广泛利用, 但利用程度并不是很充分, 很多宝贵档案仍藏之闺阁, 就是研究较为集中的新中国初几十年的案卷, 虽然很多也被查阅利用, 但就整体而言也只是冰山一角。如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建国后河北省党政机关如工业、农业、商业等宝贵档案文献, 例如商业厅主管下的中国畜产公司河北省公司 (1949—1956年) 、河北省百货公司 (1950—1966年) 、河北省纺织品公司 (1950—1967年) 、中国文化用品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5—1957年) 、河北省贸易公司 (1949—1957年) 、中国土产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0—1953年)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河北省石油公司 (1950—1957年) 、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5—1957年) 、中国化工原料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4—1957年) 、中国五金机械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4—1957年) 、河北省糖烟酒蔬菜公司 (1947—1957年) 、河北省饮食服务公司 (1956—1957年) 、中国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5—1957年)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医药公司 (1951—1957年) 、河北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1954—1964年) 等建国初期近二十家公司档案的卷宗, 这些公司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 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卫生厅主管下的河北省防疫大队 (1950—1968年) 档案, 也反映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以及劳动局、人事局中有关移民、就业、工资改革等等众多宝贵档案, 都有待于开发利用。

　　最后, 当代民间文献的利用也会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开发”的限制。现阶段对民间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工作还仅限于个别高校和学者, 还不能形成体系化的资料库, 利用起来自然存在一定难度, 显得有些支离破碎。此外由于收藏者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料藏诸深山、不轻易示人, 除极少数近水楼台者外, 真正能够利用民间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或学生, 还寥寥无几。二是与古代、近代相比, 当代史资料的搜集有数量多、便于调查搜集的优势, 但同时也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官方档案还未解密等因素的影响, 解读较为困难,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代民间文献史料的利用。无论是口述资料还是文本史料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即解读困难。毋庸讳言, 口述回忆史料因时过境迁, 加之当事人的主观意向和记忆偏差, 其真实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而文字文献的形成、留存, 也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 因而也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因素就造成了如今民间文献利用上的尴尬处境。

　　另外, 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往往集中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而对近三十多年社会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却明显不足。这首要受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从时间上来看, 当代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国初年至“文革”这几十年的时间段里, 而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历史相对研究的很少,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为社会学等学科所关注。其次这也与当代档案史料的开发及开放程度不无关系。

　　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及不足, 笔者以为当前及今后的工作应有“轻重缓急”之分。首先, 应大力加强口述史工作, 这是当务之急。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史活动的当事人将记忆衰退以致一批批故去, 如不加以抢救性搜集, 若干年后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恐将无口述史可作。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仅要关注主要人物或主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访谈, 更要重视普通百姓对日常生活的讲述, 这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其次, 要加强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民间文献规模十分庞大, 非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能够胜任, 这就需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更有条件的专业机构加入, 完善收藏种类, 建立成体系的当代民间文献资料库。再次, 要积极谋求档案馆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 进行有规模有系统的档案整理, 各级档案馆的新中国各历史时期档案文献比较完整, 内容也十分丰富, 如能将不涉密的档案成规模系统的整理出版必是对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大推动。最后, 还要注重实地社会调查, 当代社会史研究如果离开社会调查将是极大的欠缺。但社会调查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本、数据或访谈资料的搜集, 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观察与体验, 由此形成的调查笔记或报告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史料为史学之基础, 然真正脚踏实地做资料建设工作并非人人所愿, 以为是为他人作嫁衣。殊不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长足发展必然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开始。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发展。因此, 唯有先期进行资料建设这种学科基础工作, 才能使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走上更加有序、良性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其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正是鉴于此,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并计划将整理好的资料陆续出版。可以预见, 随着学界一批批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发行, 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将告别以往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分散化, 转入基础性与研究性相衔接的系统性、规模化研究, 使当代社会史研究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迈上更高台阶。

　　注释

　　()①当代社会史史料的介绍评述文章有: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高华:《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 《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等。但以往研究多在论述当代史史料时涉及社会史, 或只侧重社会史资料中的某一类别方面。

　　()②有关档案的定义有很多, 但对其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的本质特性, 档案学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有学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将档案的定义进一步表述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5页) 但这个概念过于宽泛, 为了行文分类清晰, 此处所指档案主要是国家档案馆所藏各类档案, 民间收藏的公私档案则放到民间文献部分予以评析。

　　()①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2年。

　　()②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③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

　　()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年。

　　()①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②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 广州: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年。

　　()③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④《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 河北省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办公室编印, 1956年。

　　()①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②由行龙、韩钢、张乐天分别承担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已经分区域在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不久的将来即会出版相当数量的各类档案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