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存于民间的各类文书的抢救、收集、整理、结集出版,以供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利用,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和带有方向性的重要学术动向;而由此引起的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成为了相关学科研究的新亮点和特色。“清水江文书”是我们对主要散存于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文民间历史文献的总称,是基于对整个流域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考虑的命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用。通过对“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版)和渐次展开的研究,我们对其作为民间文书的意义与价值,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对于其间发现或体认到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方法论的思考,值得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期增强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书研究的学术对话能力,并对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概念体系和学术范畴的建设有所助益。
一、“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 内容与特性
“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始于1960年代贵州省民族学者在清水江下游地区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的方式,开始对“清水江文书”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地收集整理工作。同时,清水江流域相关县市档案部门也对馆藏和民间收藏文书开展广泛地收集与整理(除最早“发现”文书的锦屏县之外,陆续在天柱、黎平、三穗等县档案部门挖掘出数量可观的同类民间文书,整理成果如,张新民主编:《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2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清水江文书”也愈来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
清水江流域自清代开始全面进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历史进程,从而使这些遗存文书具有特殊的价值。“清水江文书”主要包括清代以来的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 坐簿) 、帐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碑文等,涉及清水江流域清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有幸遗存下来的文书仅是非常有限的部分,但它们还是反映了时代变迁、经济发展、社会演变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基于民间视觉的区域社会历史过程的写照。
与国内其他类型的文书,如“徽州文书”相较而言,“清水江文书”亦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清水江文书”是在今天苗侗等少数民族村寨中保存下来的汉文民间文献。如果考虑到直到晚近各自的民族语言仍是当地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这一历史与现实背景,那么“清水江文书”的产生与存留本身就已经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二,“清水江文书”不仅数量可观,各地目前业已收集归档的文书已愈十万件,而且在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地域格局和人际网络下体现出来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也极其突出。其三,与清代以来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及木材种植采运这一社会经济生活主线相一致,“清水江文书”主要涉及山场地权及杉木种植采运等,且保持了某种特有的时间周期与节律。其四,绝大多数契约文书都是未经地方官府“验迄”的“白契”,仅有极少数的所谓“红契”,这或是当地苗侗社会独特的信用系统与行为规范的写照。其五,“归户性”特征非常完整而突出,一个家族或房族共有山场田产的契字文约,往往集中收存于每一世代的某一家庭,即使分家析产,也主要是山场田产股份的不断析分与占有,而所有相关文书仍由某一家庭负责保存。
概言之,“清水江文书”既是清水江流域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宝库。保持民间文书原貌,尊重民间收藏习惯及文书原有的脉络,是我们理解这些文书的地方性特征和传承机制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结合区域社会发展的历程、原有非汉族群的文化生态以及实际上当地相当短暂的汉字书写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可能包涵了极具地方性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观念,这对于增加研究者对清水江流域这一特定地域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从而对清水江流域不同人群的活动和社会构成机制及其运作的动态过程给出更富说服力的解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故此,通过深入的发掘和系统的研究,一定能够对“清水江文书”的文献价值,其在认识和理解区域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中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民间文献学和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形成全新的认识和独到的理解,并最终达到既符合学科发展历史脉络、又富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前沿创新意识的学术目标。
二、民间文书研究的认识论:具体个案与系统性关照
在围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方面,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往往根据所接触到的部分文书,或与研究兴趣相关的某一类型文书,进行一些专题性研究,尚未有效开展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研究。正如日本学者唐立(Christian Daniels)所指出的,经过系统整理影印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已经提供给学界,但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积累并不多,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云南西部少数民族古文书集·编序》,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11年)。我们在推进文书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之后,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逐步确立了文书研究的基本策略。总体上说,在进一步系统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和区域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深化对清水江流域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的认识,并将“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放到明清以来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大背景下、放到不同民族与人群接触和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地方文化创造以及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意义上,“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才富含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并带有很强的学术发展方向性,从而开拓一个有益于学术积累和学术增长的广阔研究空间。
在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照顾并维护其系统性与归户性,使得相关文书原有的内在脉络能够得以延续并可追溯。作为苗侗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其重要的资料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文献本身的遗存及文字所载之人物与事件,不同性质文书的产生过程、其在地方社会生活中所具价值、文献文本形式的地方性流变、文书的收藏及传承方式等等,无不与其所在地区族群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密切关联; 而且,这些民间文书一旦脱离其原有环境及传承脉络,特别是在整理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将它们与特定的地方网络及实际功能剥离开来,往往就难以真正了解和理解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实态。
自清代以来所产生的种种相关民间文书,基本上都保持了一个村寨、一个家族、甚或一片山场在不同历史时期未曾中断的某些内在关系,非常清楚地反映着地方社会的族群互动、经济联系和社会历史现状。大量的契约文书具有与杉木种植及成材的周期紧密相关的突出特点。山场的租佃及相关活动,如租佃关系的确立、木材长成后的伐运、木材伐卖所获银两的分成、新的租佃关系的建立等,都涉及到各种契约文书的订立。就某一家庭或家族对其所有的某一山场的经营而言,这种通常每隔二十余年就会规律性发生的经济活动,构成了家庭或家族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而且,一个家族的契字文约,往往集中收存于某一家庭,而较少出现分家析产,更普遍的是山场田产股份的不断析分与占有情形,是否与这种特有的经营方式有关,以及对社会关系带来何种影响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可参阅张应强:《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刍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
诚然,从非常具体而微的个案入手,是民间文书研究的不二法门。然而,无论是文书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事由等要素的条分缕析,还是由相关文书呈现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梳理与解释,都有一个对文书的系统性,包括文书产生和传承的逻辑与脉络、文书原有文化生态等的关照和把握问题。民间文书有其自身极强的系统性,不仅单件的文书和孤立的解释于研究无益,而且即使是原有文献系统未被扰乱,要真正了解和把握其原有分类原则、厘清其内在关系,并建立其与其他类型和性质的历史文献之间关联性认识,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包括对当地文字传统及文字渗透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文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地方语境等等。
三、历史人类学路径: 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
在历史文献学领域,虽然对中国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已经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果,但是由于地区、文化、历史及文献本身的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关于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并无现存体例或规范可循。从民间文献学的角度看,其他民间文书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整理,业已形成了关于文书描述、文书著录格式等一些基本规范。如《徽州文书》依照“目”、“户”保持文书的归户性,整理过程中注重通过田野调查“探寻归户文书的出自地”(刘伯山:《关于〈徽州文书〉第五辑的说明》,《徽州文书》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强调充分尊重民间文书的“历史形成”和“历史存留”等原则(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两尊重”原则》,《光明日报》2012年12月31日)。
在“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根据文书的性质及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创新性地确定了一些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将这些民间文书保留在当地的原则,以维护文书原有的历史脉络、系统性和完整性,保证其在原有社会传统与关系网络背景下的可解读性;并由此探索和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民间文书收集、整理、编目、考订、结集出版等学术规范。在文书编辑过程中,我们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定一个顺序号; 村寨之下根据不同家族或家庭分卷,即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编为一卷; 而同一卷之下依照文书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即分别列为若干帙; 每一帙内的文件则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一件文书的编号包含的信息为: 卷宗号—卷号—帙号—文件号,对应于村寨—家族—文书类别—文件( 《清水江文书》第3 辑“编辑说明”) 。希望这样的尝试与实践,不仅可以成为类似民间文书收集整理的一个可供参考和讨论的范式,还能对不同地区发现的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产生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充分认识到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的历史人类学路径,对于推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重要性。民间文书为我们展示的是基层社会某一断面,甚至是有些支离破碎的图景,当我们面对的是普通人、平常事以及家庭和村落的日常生活时,惟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结合民间文献,才能完成有意义的叙事,这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因此,无论是结合田野与文献进行历史民族志书写,还是就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展开历史人类学的探索与解释,对研究者而言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对“清水江文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最简单的民间文书,离开所产生的地方之后,往往就变得不能或很难理解和解释。因为这些在一定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境下产生的文献,只有回到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脉络下,才是可以得到解释并被理解的有血有肉的材料。如“人”、“文”、“时”、“地”等都是展开“清水江文书”研究时需要特别关注的基本要素(在2014年11月22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重大课题中期会议上,课题组核心成员、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专门就“清水江文书”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人”、“文”(文本)、“时间”、“地”(林地)等7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说)。族谱、碑文、契字、书信等民间文献中的人物、地点、事件等,对于研究者而言,可能都是完全陌生而充满歧义的,或者有着与“他者”之认识与感知存在相当距离的想象或偏见;而对于当地社会成员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或是他们父辈祖辈甚或他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在他们对与这些资料相关故事的叙述中,也可能有着与研究者所熟悉的那套知识系统不尽相同的逻辑与意义。
不仅如此,这些民间文书的产生与收藏本身就已经是对象社会人群生活构成的一部分,他们对这些资料、故事及问题最为熟知; 即使对文书中反映的事件的认识和解释有详有略,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文献材料没有反映对象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是人们特有的对历史性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关系使然。换句话说,在清水江流域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生存和交往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往往都可以在这些不同类型和形式的文字资料中反映出来。这为研究者展开广泛搜集整理,并结合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进行解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此,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有机结合,强调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解读文献,正是我们围绕“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结合田野调查,相关的文书材料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在田野过程中这些内涵丰富的民间文书才可能得到解读和予以解释。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研究路径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可以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文书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不仅具有历史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在更广泛而深刻的层面上,对有中国特色理论模式与概念体系的建立,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都可带来更多更重要的对话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