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沂源牛郎织女风物传说的形成———大贤山碑刻资料释读
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调查研究是在10年前,也就是在2005年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开始的这一背景下展开。当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程序是由文化部发布通知,各省自主申报,比如山东省淄博市申报的“孟姜女传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类别。由于是工作初期的第一批申报评选,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材料准备也各不相同,在民间文学这个项目类别里面,除了牛郎织女传说外,四大传说的另三个(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白蛇传传说)都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中。在名单公布之后,由于“非遗”工作与政府业绩直接挂钩,各地政府纷纷开始重视,沂源县的有关领导就在此背景下关注了当地的牛郎织女传说,并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在山东大学工作的笔者。2005年的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已经有了民间文学博士点,虽然李万鹏老师等人过去做过一些民间文学的调研工作,但是在整体上山东大学还是偏向于民俗学研究。比如我们最初办《民俗研究》期刊时就有些“矫枉过正”,在前几期几乎没有刊登民间文学的内容,因此笔者对于沂源牛郎织女调查自然很感兴趣。在这个背景下,笔者从2005年开始,先是自己去沂源做了初步了解,后来组织老师和学生到当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在帮沂源县地方政府进行“非遗”申报的同时,陆陆续续地拉着几位民俗圈里的老师们去开会和编书,并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到了2009年,这件事就告一段落。
今天在这里笔者主要把对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思路和大家进行交流。关于这一话题,笔者一直在思考的着眼点在于:在传说中存在着一些流传非常广,历史很悠久,影响非常大,同时不拘于一时、一地、一族的传说,比如“四大传说”,而这些“大”的传说存在着一种“在地化”的过程,虽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所谓的起源之争有关系,但笔者在这里最想讨论的是牛郎织女传说是如何被“在地化”的。换言之,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一个本来在整个中国,起码是在文人阶层里流传,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一直到后世戏曲小说都有的题材,如何被某一个地方认为“是我的”而“不是你的”,而且认为只有我这里有,你那里流传的版本都不对。这类传说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对此笔者希望通过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这个案例来讨论这一现象。正因如此,笔者的讨论和民间文学的关系不大,笔者更多地是把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讨论它是如何从一个公共知识变成地方性知识,甚至成为一个家族知识的。笔者的运气也比较好,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个案,尤其难得的是,它恰恰有一批史料,并不是传统的历史文献,而是留存在当地的地方文献。因为传统文献往往难以具体地指向某一个具体空间,然而我们调查中发现的一批地方文献材料则能够为笔者的上述想法提供佐证。
在“四大传说”中,牛郎织女传说从起源、历史和传说类型等方面来说都是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话题,然而相比于其他三大传说而言,它恰恰被研究得很不足,这或许与后来董永传说把它分流了的原因有关。具体来说,董永是在进入《二十四孝》里面之后影响更大,而牛郎织女传说反而被大家所忽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实际上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它作为风物传说的面向,因为风物传说是笔者下面所要讨论的“在地化”话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牛郎织女风物传说的形成最早可能和星宿传说有关系,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起源地,谁看见牵牛、织女星宿谁就可以说是传承人,但是在沂源,这则传说是如何被在地化,这是笔者从一开始进入田野时就关注的问题。
笔者接触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有一定的背景,沂源县政府方面非常明确是为了参与“申遗”,他们相信自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并且希望能得到学者的肯定。但笔者在一开始就明确说明,牛郎织女传说不存在起源地,只有流传地。对此,沂源县政府也很尊重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条件。从笔者的角度讲,笔者始终就有自己的主观希望,笔者是要进到田野当中寻找材料,调查清楚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来龙去脉。
我们从沂源县的历史地理背景开始进行介绍。沂源县处于山东省的中心位置,是山东屋脊,平均海拔有400多米,有四条河流发源于沂源县,所以这里生态环境历来很好。由于沂源县是1948年建立的,沂源县的史料查找起来比较麻烦,比如它的南部地区(涉及牛郎织女传说的部分)要查沂州府的《沂水县志》才有可能找到。虽然沂源县的成立很晚,但是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在沂源县境内发掘的沂源猿人就是和北京人同时期的。在沂源县,燕崖乡牛郎官庄村非常重要,尤其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村庄的人大都姓孙。沂河从鲁山发源后大体向南流,但到了牛郎官庄村这个地方则是往东拐了一下再往南。这里有座大贤山,它的悬崖叫作燕子崖,燕崖乡由此得名,在大贤山上有一个织女洞,沂源县牛郎织女的故事就要从这儿讲起了。
织女洞的命名年代大约在宋金时期,从织女洞俯瞰是在这里拐弯的沂河,沂河对面就是牛郎官庄,当然还有牛郎庙。我们的田野调查目的是查到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开始有和牛郎织女传说有关系的文献资料。在此之前,我们在《沂水县志》中几乎找不到线索,连牛郎官庄村甚至燕崖乡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虽然我们后来从山上的碑刻里面看到许多文人的记载,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被收录到志书里。因此,我们只好从当地、从大贤山展开对地方文献的发掘收集。大贤山是道教名山,这一点从唐宋以来的史料可以看出来。大贤山的织女洞里有碑,2005年10月,笔者在第一次的调查中看到这些碑刻后就觉得事情有眉目,而2006年第二次去调查时又发现了家谱,后来就集中带着学生去做了全面调查。在织女洞里面,除了碑刻还有织女像,不过织女像前后更换了好几次,本来最初是老百姓自己塑造的,后来由景区负责,而后县委书记不满意又重新塑造,各个时期不同。
我们在调查中把山上的、庙里的、村里的所有碑刻全部做了完整的拓片,并收录在《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1) 中。其中,最早的碑刻是一通宋代元丰四年(1081年)的碑,宋碑在民间留存至今很不容易,虽然这通碑刻和牛郎织女传说没有任何关系,其内容是元丰年间皇帝祝寿时当地的士绅在此做法事的记录,不过它却印证了当时道教活动在这一地区非常兴盛的事实。从织女洞再往上走,有一个九重塔,这个塔上面有字有图,是一个仙风道骨的仙人的线描图及其弟子给这位仙人师父做的小传,其中写道:“乃游此地,……山名大贤织女崖。”从碑刻传记中可以读到,这位名为张道通的道士在此山修炼,生于唐代,活了318岁,到金泰和六年(1206年)升仙。宋金时期,山东地区是金的统治范围,而这个生于唐代死于金代的仙人活动的地方是在大贤山织女崖,说明金代已有织女崖的称呼。
在此之后是明代的碑刻。山顶的玉皇庙有正德年间的碑刻“重修玉帝行祠”,这个碑本身非常重要,因为上面有这么几句话:“山曰大贤,观曰迎仙。所谓山之大贤者,因织女之称也;观之迎仙者,昔仙人所居也。”可见,这个迎仙观是和活到318岁的道士张道通有关,而大贤山则是因为织女的贤惠而得名。更重要的资料则是织女洞里明万历年间的两块碑。万历七年(1579年)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重楼记》碑是我们解决在地化问题的关键,“志云:唐人闻个中札札机声,以故织女名。旧矣,踵踵骚文勾翰寿石为沂上选胜焉。万历戊寅,邑侯王公过谓守者曰:洞固灵异,而岩依贵秘,秘贵虚顾。弗虚则灵窒,弗秘则异泄,弗窒弗泄盍通以重薨。守者会公意,即礼多方金粟,展力为之,对岸并起牛宫,于是乎,在天成象者而在地成形矣。……公畅然曰,牛女之晤不在苍苍七夕,而在吾山间旦暮矣。”(1) 可见,大贤山、织女崖都和织女有关系,而到万历年间的这块碑刻,尤其是其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这八个字更是集中概括了沂源牛郎织女在地化的过程。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沂水县重修织女洞记》碑文则进一步记载到,由于当时织女洞的洞口面向东方,从星宿上来讲位置不对,所以当地人把织女洞口改向偏北,然后在织女的后面添一尊神像,加了屏风和暖阁,这样就进一步和天上对应起来。这两块碑刻基本上反映了这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成为沂源牛郎官庄村实实在在的风物传说的过程,即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从万历六年(1578年)县令的一番谈话,到万历七年(1579年)牛郎庙落成,这个地方开始可以实实在在地说牛郎织女传说是我们的,比如万历年间的县令说“牛女之晤不在苍苍七夕,而在吾山间旦暮矣”。牛郎织女作为一个风物传说在这里就基本形成了。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有相类似的风物传说,只不过没有这么丰富,比如湖北郧西县的天河里有牛郎织女传说中王母娘娘划隔天河的金钗石,郧县县委书记就据此打造七夕文化。诸如此类的风物传说都是如此。
二、孙氏家族与牛郎织女传说———孙氏家谱与碑文资料的互读
前面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传说是如何在当地实实在在地落地,这从上述碑刻的部分得到解释。另外还有一个内容是笔者比较关注的。笔者在2005年第一次去沂源的时候,当地人向我们提到说牛郎是牛郎官庄村姓孙的家族的祖先,这个说法是笔者特别感兴趣的,这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也就是一个传说故事和一个家族又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呢?虽然不用去坐实这件事,但是这个说法本身就很有趣,于是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传说、村落、庙宇和家族在这个空间的关系。
基于此,我们对牛郎官庄的孙氏家族做了调查。笔者在第一次调查时纯粹是看空间;在第二次调查时笔者问到了孙氏家族有没有家谱,照片上的这个老人就把家谱拿出来了。当时趁着刘魁立、刘铁梁老师和他们聊天时,笔者用300万像素的旧相机全部拍下了这两本家谱。家谱全部是手写,两本内容一样,是同一次修谱的东西,一个是草本,内容更丰富,另一个则更严整。正本中的序言很珍贵,笔者那次全部拍了下来,过两个月再去调查的时候家谱就找不到了。笔者想通过家谱证明孙氏家族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地方上的信仰活动,以及这个家族在牛郎庙、织女洞信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不是去佐证所谓的家族关系,而是讨论这种拟血缘关系是怎样被构筑的,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时间的脉络。
牛郎庙有明确记载是修建于万历七年(1579年),清代碑刻还提到说当时的牛郎庙不过是三间屋的小庙。家谱资料则是民国初年山东省议员顾石涛撰写的,他是牛郎官庄孙家的外甥。在序言里,他详细地叙述了他姥姥家的来历。家谱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之间修成,其中,序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写的,但顾石涛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还曾来到这座村庄了解家族的沿革情况。按照家谱记载,孙家大约在明代末年由淄川县(属于淄博,和沂源之间隔着博山)的孙家大庄迁到了沂水县西北乡安乐社高厂庄,再迁到牛郎官庄定居。这是民国年间孙氏族人在经过相关考证的基础上做出的推断,即孙氏家族是在明代末年才开始迁移,经过了大约两三代才在牛郎官庄定居。因此,孙氏家族最早是在明末清初到达牛郎官庄村,先有牛郎庙,后有孙氏家族,这是根据这些家谱材料可以得出的一个推断。
根据当地另外的一些碑刻资料,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推断进一步加以补充。其中,较早的有天启年间(1621—1627年)天齐庙的碑刻资料,其中出现姓孙的人名,但是这个人在家谱里找不到;嘉庆年间(1796—1820年),落款里开始出现可以和家谱对应的孙姓人名,不过这时孙姓族人只是参与人员,到咸丰、道光、光绪和民国年间。孙家在其中渐渐开始扮演重要作用,这是和家族发展历史有关系的。在家谱里可以看到家族逐渐发展并参与地方活动,包括修庙祭祀等,比如在天齐庙最早创修的嘉庆年间,孙家作用不大,而到了后来光绪年间,孙家就成为重修庙宇工作的领袖了。不过,对于牛郎就是孙家祖先的这一说法则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以证明。
尽管牛郎是穷小子,但是他娶到了天上的仙女这也不是不荣耀的事情,但是在所有文献里却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事情。那么牛郎是孙氏家族祖先的这个说法是如何被提出、又是何时出现的呢?从现有各种文献中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么我们就得用另外的思路。在《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的“俗文学卷”中,所有地方戏曲里牛郎都姓孙,比如在最早的秦腔里面有哥哥孙守仁、弟弟孙守义。“俗文学卷”把牛郎织女的戏曲从最早的到现在的全部搜集到了,但是在最初的牛郎织女是没有姓名的,只是在地方戏曲里面开始出现。按照现在学界的推断,大概是清代中晚期的乱弹兴起,地方戏曲里的《天河配》才开始有名有姓。而孙家大概恰恰是清初以后才到达牛郎官庄并定居下来,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戏曲里,《天河配》已经是民间比较盛行的应节戏了,由此,孙姓的牛郎自然而然地就与牛郎官庄的孙家连接成拟血缘关系,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种推断对于解释民间的说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由此,牛郎织女传说在地化的过程和家族结合起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个本是虚无缥缈的天上传说落到地上,落到家里,甚至过年过节还要去拜祖宗了。当然我们最早去调查的时候比较有趣,询问牛郎官庄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对于这个问题就只是一笑而过,但是外村的人绝对都说牛郎就是孙家的祖先,孙家人自己反而并不是那么确认。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比如我们2006年在当地开会,笔者就拿到一个政府下令村里不能说牛郎不是孙氏家族祖先的材料,而当时我们开会是会影响到“申遗”的,因此县里特别重视。对于讨论传说在地化的问题而言,前面笔者所说到的这些地方文献恰好和传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在其他地方,碑刻不一定这样丰富,而碑刻内容也可能与传说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当然,我们在进一步做研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民间文献、村落家族等层面,还要联系起当地的整个道教信仰环境做综合性的讨论。
三、“非遗”申报对牛郎织女传说在地化的催化作用
以上两部分内容是笔者下功夫比较大的,也是笔者比较幸运的部分,不论是民间文献还是家族家谱,都成为我们讨论牛郎织女传说在地化问题的关键。最后一部分笔者想进一步谈谈“非遗”活动对民间传说在地化的催化作用。
在2005年国家“非遗”第一批名录申报的时候,由于“非遗”活动作为政府工作可以列入政绩,各地就开始重视起来了,比如沂源在2006年我们调查结束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将牛郎织女传说“申遗”作为“政府要为民众做好的十件事”之一列入政府工作。可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之后,各地都开始重视,尤其是牛郎织女传说由于没有进入第一批名录,从2005年到2006年出现了11个地方都说自己是所谓的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到了2006年底开始申报第二批国家“非遗”名录时,有6个地方把它纳入省级名录并报到国家,后来第二批公示的有陕西长安、山东沂源和山西和顺。如果没有“非遗”,申报名录沂源的县委书记不会找笔者来做这件事,加上沂源县属于淄博市,而淄博市的孟姜女传说申报第一批“非遗”已经成功,于是当地就觉得牛郎织女传说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文化资源来用,加上淄博文化局局长曾经在沂源县工作,所以就支持了我们的调查和研究。
“非遗”申报构成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调查的直接背景。从2005年到2006年,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民俗调查开始展开,2006年召开全国首届牛郎织女传说研讨会。2008年,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中心建立,并编纂五卷本《中国牛郎织女传说》(起初策划的还有“史料卷”,共六卷本)。2008年,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难看出,“非遗”申报对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在地化起到了强化、催化的作用,比如政府要求村民说牛郎是孙氏家族的祖宗,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出现了。
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和后期的保护工作,涉及政府、学者和民众三方面的力量,而这三方的出发点、利益诉求和对“非遗”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政府将“非遗”作为政绩,学者则有理论诉求,民众则是被动地被卷进来,因为“非遗”涉及的就是民众本来的生活内容。可见,政府、学者和民众这三方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从沂源的例子来看,政府是整个“申遗”行为的主导方,比如在2006年首届牛郎织女传说研讨会之前,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唯一的专著只有台湾学者洪淑苓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的《牛郎织女研究》;再比如2008年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2009年春节前县委常委开会讨论牛郎庙与织女洞景区的修建等。沂源县对于牛郎庙的修建,当时县委常委会一致决定要盖成唐代风格,笔者得知后哭笑不得,春节后笔者在拜访沂源县韩书记时提到此事,笔者提出史料明确记载牛郎庙只是一座明清小庙,而且唐代风格的庙宇放在当地的环境里会显得不伦不类。于是韩书记联系几个部门负责人,经过讨论决定改盖明代风格的庙。可见,牛郎庙的修建倘若不是由政府主导也无法完成。在过去,牛郎庙一带是包含有三官庙、天齐庙在内的庙宇群,但是现在这一带的整个地基都被改成了牛郎庙。在牛郎祖堂里,原来既有牛郎也有织女,但是作为祖宗祠堂,现在的牛郎庙里就只有牛郎了。另外,在牛郎庙旁边还盖起了牛郎织女民俗展览馆,这也很难得。此外,县里还做了一件让人很感动的事情,2006年2月,沂源县委做出决定,在景区周边河道里不能挖沙,而上游的造纸厂虽然是县里的利税大户,但由于会污染,造纸厂也被关闭炸掉,这是牵涉几百人安置的大事,但为了避免景区污染而被关停,这都是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大事。关于政府的作用,其中还有一例是,当地本来有一处天孙泉,由于韩书记觉得“孙”字不好听,于是改称“织女泉”。诸如此类都是政府主导的事情,有利有弊,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利大于弊。
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角色是理论建言与积极参与者,在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案例中,学者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我们在当地展开了长期而细致的调查,比如对于当地传说,笔者的学生郭俊红写了硕士论文;再如我们对村落信仰与庙会的全面调查等,都是学者所做的工作。学者的参与还有召开研讨会、成立中心、出版调研成果等。在这种合作当中,学者并不是只给地方政府做事,而是一方面要有自己的立场,比如在沂源的案例上,笔者从一开始就明确不谈起源地的说法;另一方面是要立足我们的学科本位,比如笔者的学生要去调研做论文,正好可以借机培养学生做田野;再比如学者写文章出书、开研讨会等,这几本书(《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五卷)做得比较痛快,合作也比较愉快,从学者和政府的合作来看是双赢的结果。
最后谈民众这方面的力量。老百姓是遗产的拥有者,但是他们是被动地参与进来,不知道情况的人会认为是干扰民众的生活,但是百姓在“申遗”当中他们积极配合,也可以说是一定的受益者。下面这个画面很有趣,这是2008年首届牛郎织女情侣节时拍摄的。图5的场合是开幕式,笔者也在其中准备剪彩,同样的一个空间旁边,也就是图6则是老百姓在举行自己的仪式,可见在同一个时空当中,老百姓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尽管这时当地的牛郎织女传说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举办了首届的七夕文化活动,一直到现在每年还在如期举行,但老百姓也同样在继续着自己的仪式。另一方面,这些七夕的仪式活动过去不可能有如今这么隆重,现在由于“申遗”成功,政府重视所以百姓也重视。类似的情况还有,此前春节虽然也会在庙里烧烧纸,但没有大型家族祭拜活动,而现在政府重视,老百姓自己也随之重视起来,相应的活动场面也很壮观。
从上述沂源的案例出发可见,牛郎织女这个传说只有流传地,而不存在所谓的起源地。笔者觉得四大传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笔者只能从牛郎织女传说来讲,它的起源地就是天上的那两个星宿,对于这类传说,我们确实可以换个角度再做更多的思考。
注释
(1)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
(1)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