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曲县位于山西省运城地区东北隅, 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 历代遗址、古迹遍及全县。现存近百处舜文化遗迹和遗址, 以及寨里土桥沟遗址、亳城商城遗址等古文化遗址和重兴寺、黑龙庙、汤圣庙、瞽叟冢、莘庄东周墓群、万家窑东汉墓、埝堆宋墓、元墓群等古建筑、古墓葬。同善位于县城正东方, 距县城约50公里, 相传为古负夏地。宋元时称张村, 明改名为上堡、中堡、下堡。传说舜父瞽叟葬于此地, 故名瞽冢。民国元年 (1912) 议改村名, 取“大舜有大焉, 善与人同”, 更为今名。同善隶属历山镇, 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处河峪, 村民以农耕为主, 利用居住优势兼做蔬菜种植和商品交易, 生活富裕。

　　一

　　最早的会馆产生于京城, 是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准备住宿的地方。后来不仅应试的举子可免费居住, 而且在试期之后还免费供本乡单身官吏居住, 并成为同乡集会、议事、宴客、娱乐的场所。中国行会机构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其名称依各地风俗习惯而定, 有叫“会馆”、“堂”、“帮”、“会”等, 还有的直接以本行业名称命名的。

　　《民国芜湖县志》有记:“京都芜湖会馆, 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 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正统间, 谟子日升复为清理……”。这是关于会馆创建的最早文献记载。“芜湖会馆”, 由邑人俞谟创建于明永乐年间, 其子俞日升在明正统间进行了重修。刘侗《帝京景物略》称:“尝孝会馆之设于都中, 古未有也, 始嘉隆间。”由上可知, 会馆之兴起, 至晚在明中叶。明清之际, 山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在开辟通往全国各地的贸易之路上, 为了加强势力, 巩固共同的利益, 以同行或同乡关系结成商业帮派, 并自筹资金建立了会馆, 形成了一种社会商业组织。在重大节日, 祭拜祖先, 酬神唱戏, 还可以联络乡情, 维护同乡和同业的利益, 举行行业会议, 调解商业纠纷, 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晋商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会馆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商人的自治机构———对内规范经营管理, 对外加强竞争实力, 这些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行业自觉和商人自律。

　　会馆大都是由商帮成员集体捐资而建, 各地商人所崇祀之神灵不尽相同, 晋商把关羽作为敬奉神灵。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政治, 不论是在结构布局、造型风格上, 还是在木刻石雕、彩绘工艺上, 甚至在一砖一瓦上都浸入了丰富深刻的艺术内涵。“会馆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是直接尊奉关公的大殿、拜殿、春秋楼、寝宫、牌坊以至戏楼歌台”。同善同心会馆地处中条山南麓的崇山峻岭中, 由南向北呈缓坡状地势, 海拔436米, 只是规模较小一些, 沿着中轴线上分别是敬奉关公的正殿、献殿和戏台。正殿供奉的是关帝, 关公原本是一位全能保护神, 是战神, 也可以驱妖、辟邪、降雨等, 经过千年的发展, 许多功能已经丧失, 现在商人们崇尚关羽的诚信和义气, 把其当做财神来敬拜, 希望可以发财致富, 得到其的保佑。

　　同善城楼北门上的“舜帝故里”额匾, 虽年代久远, 仍熠熠生辉, 垣曲乃“舜帝故里”《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 迁于负夏, 卒于鸣条”。司马迁曰:“舜耕历山”。舜父瞽瞍, 百年后便葬于负夏, 即瞽瞍冢。“瞽瞍”取代“负夏”作为地名沿袭叫了好几千年。清末民初, 将“瞽瞍”更名为“同善”。

　　同善修建同心会馆, 除了是“舜帝故里”, 还因为同善具有不少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矿场资源有铜矿、铁矿、铝土矿、金矿、煤炭、硅灰石、白色大理石、鸡血石等。《大明一统志》:“折腰山, 在垣曲县西北七十余里, 山有铜冶, 又清王屋二山, 亦在县境。”“铜, 垣曲县北山出。”《旧通志》:“垣曲折腰山中低旁高, 旧出铜矿, 凿久摧折, 故名。”今天的山西号称“煤海”, 煤炭蕴藏量及生产稳居全国之冠。《光绪垣曲县志·卷之二物产》:“铜矿在毛家湾……山西之绛县、曲沃、垣曲、夏县以及太行山西南一隅皆有铜。”《旧通志》:“山西府州惟石炭不甚缺, 其有缺处亦以櫵山较易于凿窟, 非因辽绝不可致, 而后易之以薪也。……宋崇宁末, 官卖石炭, 增卖二十余场。……明万历三十年十一月, 内官奏山西煤窑, 每年变价五十两, 有旨开取。”典型独特的山区地貌, 从黄河之畔到历山之巅, 南北40余公里, 地形高差达2100余米, 形成了多种生物区系, 各种野生动物、植被相宜生长, 资源极为丰富, 仅中药材就多达500余种。

　　同时同善的交通也较为便利, 山西是黄河流经的省份, 经济较发达, 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都属晋南。平阳、蒲州、绛州和解州地处于山西、陕西和河南的三角地带, 隔河与河南、陕西相望。另外, 晋南地区地势较为平缓, 也是山西重要的粮食产区。山西早期的商业活动的形成与运城的盐池有关, 盐是古代的重要经济基础, 盐道的形成就突出了它的重要地位。由于矿产、煤、盐、粮食的运输已成体系链条, 商人聚集的就比较多。根据民国二年 (1913) 七月的《重修建会馆碑记》记载, 在为重修会馆捐款的近百人当中, 有一些是河南甚至是江西的商人, 这就反映出同善当时的商业比较发达, 其范围也比较广, 是山西和河南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人“以商贾为重”, 早在《汉书》《史记》中, 就有了山西商人活动的记载。祟尚商贾的观念已在山西人心中根深蒂固, 再加上山西人具有勤俭、诚信、团结等可贵的精神品格, 从而出现了大量的从事工商行业的人。正因为如此, 山西人在经商之路上才会越走越远。

　　二

　　同心会馆坐北朝南, 南北长63.50米, 东西宽36.05米, 占地面积2289平方米。据《创建卷棚越台碑记》记载:“按商贾会馆之设, 始于乾隆四十五年……其时先建帝殿, 次及舞楼, 而卷掤与越台亦有志而未逮焉。厥后历二十馀载, 至嘉庆十年春, 本镇生理者度其地址, 面其局势, 乃议建卷掤, 砌越台, 以继前人志。” (见附碑一) 《重修关帝殿与舞楼并创建火神祠及东西廊房合记》亦记载:“村北会馆庙, 自乾隆庚子岁创建, 固数十年于兹矣。” (见附碑二) 乾隆庚子岁即四十五年 (1780) 。

　　乾隆四十五年只创建了关帝殿和舞楼, 到嘉庆十九年 (1814) 重修了正殿和舞楼并修建献殿和月台。“嘉庆十九年, 本镇商翁等谋修建, 无赀, 公议每月朔以会馆上中下分各捐香钱, 其意盖以输寡而施, 易云厥后, 积有羡金, 乃重修正殿、舞楼并塑帝像而金饰之。”道光五年 (1826) 在关帝殿的左边修建了火神祠和东西廊坊。在火神祠竣工之后, 在道光二十年 (1840) 才修建的财神庙, 也就是在道光二十年的时候会馆才全部落成。

　　同心会馆在嘉庆十九年 (1814) 、道光五年 (1826) 、道光二十年 (1840) 、道光三十年 (1850) 、咸丰三年 (1853) 、民国二年 (1913) 增建或修葺。由于“镇北会馆兴修者有年矣, 比来庙貌摧残, 不足昭崇奉而肃观瞻。况西廊被禄不堪, 此诚鸠工庀材重修重建之所宜急也。”同时也是为了“余思近年来秋夏半登, 生意叶薄, 又且本镇客商寥寥无几, 而皆不吝林头黄金, 努力成工, 安知吾镇不大, 为兴旺客商稀少者或可渐多, 而生意叶薄者犹可畅荗也欤!”所以在民国二年的时候进行重修。民国十四年 (1925) , 作为垣曲第三高等小学使用。同心会馆1995年被列为县保单位, 2015年, 在县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实施了保护修缮。同心会馆建筑现有16栋, 与会馆修建相关的碑刻有4通, 与创建第三高等小校相关的碑刻是七石联刻, 与创建两庑、戏房、茶房、周围墙垣并两看墙、两角门, 补修舞楼、照壁相关的碑刻是四石联刻。

　　会馆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是门楼、照壁、戏台、月台、献殿、正殿和垛殿, 垛殿左右分别火神庙和财神庙。会馆山门由正门和东西两侧的掖门组成, 门楼面阔一间, 为悬山顶建筑, 柱头、补间各施一斗拱, 斗拱三踩单翘, 均刻作象鼻, 雕花翼栱。三架梁, 额枋用浮雕手法雕刻缠枝莲荷, 其下悬挂着“同心会馆”匾额, 设前后檐柱, 前檐柱柱础为鼓镜须弥座, 正门两侧为砖砌八字音壁, 无修饰。两掖门上有石刻额匾, 左为“凝祥”, 右为“聚瑞”。在正门垂脊、八字墙墙脊、东西掖门及边墙墙脊均雕有龙头望兽, 正门垂脊、掖门正脊为花脊, 雕刻精细, 美观大方。会馆以同心为名, 取“志同道合, 齐心协力”之意。进入山门, 迎面便是戏台的后山墙, 距离非常近, 山门与戏台之间原本有一座照壁, 由于历史原因, 没有保存下来, 只留下了它的遗迹, 现已修缮。大清咸丰七年 (1857) 四月重修, 碑刻记载:“至乙巳岁, 历年营建香钱若干, 拟兴工, 虑不敷用, 又捐输资财若干, 佥曰:今正殿、陪殿与捲棚、舞楼诸工雕镂龚错, 金碧綷饰, 光辉夺目, 而短垣败堵, 门宇矮浅, 且逢演戏时, 首事诸公与梨园优孺辈袒禓杂投于两庑间, 甚非所以敬神灵而壮观瞻也。于是建两庑十四楹、茶房一间、戏房三间;筑周围垣墙, 俱砌以石, 甃以砖, 穵以瓦;做两看墙、两门角、并补修舞楼、照壁。适有好义王翁景武者于庙东北施地基一方, 嗣筑土墙数堵, 庙后乃得方正。”

　　绕过戏台, 便是月台, 与戏台相对, 相距17米, 月台进深9.22米, 宽10米, 台基高1.10米, 中间设一六级台阶。台基砖砌, 阶条石压边。其创建于大清道光道光二十年 (1840) , 碑刻记载:“越台者, 拜跪之所也。……无越台则拜跪患其挤拥。”月台是人们行跪拜之礼的地方, 有了月台, 行跪拜时就不会拥挤。但当进行戏曲演出时, 月台上就成为看台, 坐着当地的官员和乡绅们, 戏台到月台的空地坐着普通男性观众, 妇女看戏的话, 唯有坐在周围的空地上。

　　献殿与月台紧紧相连, 高于月台两级台阶, 台基高1.49米。卷棚硬山顶三间, 明间2.9米, 次间2.9米, 进深5.46米, 灰脊灰瓦, 顶覆筒瓦, 垂脊为花脊, 有脊兽。设前后檐柱, 均为圆木柱, 柱础是鼓镜覆莲础。梁架结构为六檩无廊, 施额枋、平板枋、雕花板, 为缠枝卷云纹。斗口跳斗拱共三攒, 柱头科不施, 梁头伸出, 五架梁下皮斫为平面, 平身科一攒, 雕花翼栱。献殿与月台同时修建, 碑刻记载:“今夫卷掤者, 陈贡之地也。……无卷掤则陈贡虑其狭隘。”献殿是陈放贡品之地。檐柱上的楹联为“舜日当头汇丰一路行商远, 大河酹酒甘露三千化运长”。表现出商人希望商事活动可以一帆风顺, 商运亨通。

　　献殿以北是正殿, 祀关帝, 悬山顶三间, 灰脊灰瓦, 筒瓦覆甃。正脊雕刻花卉, 两端饰有龙头望兽。明间2.98米, 次间2.7米, 进深4.62米, 出前廊宽1.68米。设前檐柱、前后金柱, 柱子为圆形木柱, 圆木额通置, 下设平板枋, 雕以卷云纹为饰, 有雀替, 雕花卉, 柱础为鼔镜须弥座, 鼓镜雕有花卉图案, 须弥座上的四角各雕有一只狮子, 狮子头在外, 屁股在内, 底座四面的中间各雕有一只梅花鹿, 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梁架为五架梁对前单步梁, 即前三椽后两椽, 等距。五架梁为方形, 以蜀柱承平梁, 上以脊瓜柱承脊桁, 设角背、叉手、丁华抹颏栱以固定。斗拱是斗口跳, 柱头科不施, 梁头伸出为矩形, 无雕饰, 平身科一攒, 刻作象鼻, 斗栱间的空隙以木板填充, 彩绘人物画。内塑关公坐像。关帝殿与献殿两殿之间的距离是1.82米, 中间设0.6米的水渠供排水。檐柱上的楹联为“秉千秋忠义无商不利, 借一部春秋谋事必成”, 反映了商人对关羽的敬重之情。先义后利, 见义思利, 诚心为先, “诚招天下客, 义纳八方财”,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模式和商人的道德自律。

　　关帝殿的东边是火神祠, 西边是财神殿。均为悬山顶三间, 筒瓦覆顶, 正脊雕刻花卉, 有龙头望兽。设檐柱, 为圆木柱, 柱础为鼓镜础。三架梁, 前出檐, 未见斗栱, 雀替雕有花卉。由于我国古代的建筑多数都是木制, 最怕的就是火, 所以对火的畏惧就体现在对火神的崇拜上。火神信仰十分流行, 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群都会设有火神庙, 希望火神能保护商号和会馆的安全。对于财神的信仰起源于人类对美好生活和财富的不断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所信仰的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 文财神中有比干、范蠡;武财神有关公、赵公明。其中会馆财神殿所供奉的赵公明最早见于晋代, 时为督鬼之神人, (晋) 干宝《搜神记》曰:“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 各督鬼下取人”。 (晋) 陶潜《搜神后记》载:“赵玄坛, 秦代人, 得道于终南山。”到了元明时期, 赵公明演变为财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云:“赵公明, 终南山人, 头戴铁冠, 手执铁鞭, 面如黑炭, 胡须四张。跨黑虎, 授正一玄坛元帅。能驱雷役电, 呼风唤雨, 除瘟剪虐, 祛病禳灾。如遇讼冤伸抑, 能解释公平, 买卖求财, 宜利合宜, 无不如意。”可见, 这位财神是兼具战神和财神的双重身份。明代许仲琳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 使赵公明的财神威名为人所知, 同时也在民间声誉很高。清人顾禄的《清嘉录》载:“三月十五日为元 (玄) 坛神诞辰, 谓神司财, 能致人富, 故居人多塑像供奉。《辞海》中“赵玄坛”词条有言:“主持公道, 求财如意。”言简意赅的指出了财神的职能。《中华文化大辞典》中“赵玄坛”词条亦言:“后传说他能保病禳灾, 主持公道, 买卖得利, 乃成为财神。旧时各地均有财神庙, 其像黑面浓须, 武装置鞭, 身跨黑虎。每年正月初五为其生日, 故商家皆于次日祀之。”同心会馆中不仅供奉了关帝, 还敬奉了赵公明, 体现了商人求财的强烈愿望, 加强财源福辏的效果。

同心会馆戏台正面  

　　戏台的东西两侧是官厅、配殿、碑廊, 碑廊里的碑刻记载了同心会馆的创建情况、同善镇众商人集资重修会馆的经过、乡民以同心会馆为学址集资创立垣曲第三高等小学的经过等等。

　　三

　　同心会馆现存戏台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 (1780) , 嘉庆十九年 (1814) 、道光二十年 (1840) 、光绪十八年 (1892) 、民国二年 (1913) 重修。戏台与月台、献殿以及供奉的关帝的正殿相对。卷棚悬山顶三间, 灰脊灰瓦, 垂脊为花脊, 有垂兽, 筒瓦覆甃, 左右山墙及后墙底层用砖砌, 将六椽栿梁架结构曝露在外, 搏缝板下有悬鱼。明间3.56米, 次间2.65米, 台基高1.38米, 台基砖砌, 阶条石压边。设前后檐柱、中柱, 均用圆木柱, 前檐柱上施阑额, 平板枋, 额枋镂空木雕花卉、行龙等图案。柱头、补间各施一斗拱, 斗拱三踩单翘, 明间平身科出斜拱, 中间一缝刻作龙头, 左右两缝刻作象头。拱眼壁上绘有人物画像, 但因漫漶, 已看不清全貌。考虑到承重问题, 六架梁前部搭在额枋上, 后部插入后檐墙之中, 在上面施两个瓜柱承四架梁, 中间承重点为屏风墙柱。四椽栿上以矮柱承平梁, 上以蜀柱承脊榑, 并以叉手、丁华抹颜栱固定。卷棚顶一檩墨书题记“时大清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同心会创建舞楼……特上梁大吉”。另一檩题“时公元二零一五年夏历岁次乙末季九月三十日桂月十八日重修历山镇同心会馆戏楼三楹伏头告竣之后阖镇百业兴旺商运亨通”。

　　后台墙上1.65米处开两方形窗户, 窗户为1.34×1.26米。两侧出八字墙, 有顶有脊有兽, 无饰, 起到扩音作用, 八字墙宽0.67米。在戏台中间偏后位置设屏风墙, 以区分前后台, 前台进深3.55米, 后台进深2.65米, 屏风长3.33米。台基前左右各有一7级台阶, 以供演员及乐队人员上下戏台。由于会馆的地势北高南低, 所以戏台与正殿相对时, 台口有些偏西。中间两檐柱上有楹联“人生世事一台戏, 天地春秋万古奇”。整座戏台比例适当, 造型简单大气。

　　中国农村的演戏活动与神庙祭祀有着密切关系, “神庙祭祀活动中仪式的重要一项就是献戏。献戏一般是在春祈、秋报、神诞、开光、雩祭迎神, 谢雨及神庙落成或大修竣工之时举行”。碑刻记载:“维时会馆中一截规模宏广, 生面顿开。当春祈秋报时, 俾梨园子弟辈搬演古今数奇节即。”作为酬神祭祀中的一个重要活动, 人们希望通过演戏活动酬神, 可以实现五谷丰登、人安物阜等功利性的愿望。“在戏曲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 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因素:人口的流动和地理环境。人是主体, 地理是客体, 是舞台。戏曲由演员组成的戏班为主体、灵魂, 与以地理空间为客体和舞台的戏曲空间位置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商业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山西民间一直流传着有“戏以商传播, 商以戏繁荣”。戏曲是商人的精神食粮, 可以减轻压力, 也寄托了思乡之情。商人经常会邀请家乡的戏班来演出, 财力雄厚的商人更是自带戏班。在异地经商的生意人会集资建商业会馆, 建戏台、戏楼, 在重大节日祭拜祖先, 酬神唱戏。

　　会馆是商人祭祀关公的场所, 而关公作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神灵, 接受着人们的崇拜与供奉, 而会馆演剧则是商贸活动顺利进行的谢神的祭祀行为, 通过此戏曲活动祈求神灵保佑、生意亨通或答谢神灵的庇护, 还通过演剧活动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 增加人气, 提高自己商品的知名度。在商业活动中, 品牌往往会构成核心竞争力, 品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信誉。在农历正月十三接武财神、五月十三关公诞辰、九月十三祭祀关公, 都会上演关公戏, 场面热闹非凡。剧目大都是谢神、祈福和还愿的戏曲, 也有改编自名著的杂剧和自编的小戏等。庙会期间, 献殿内人们上香上供, 祈求发大财, 获得关帝的保佑。而扮演关公的演员, 在上场前一定要在关公的神主前虔诚地拜上三拜, 肯请关公显圣, 其他演员也没有一个敢在拜过神主的关公演员面前嬉戏打闹、说说笑笑的, 都十分严肃和敬畏。每逢六月二十二火帝圣诞, 会馆也会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

　　这些戏曲的演出通常是以梆子的形式进行演出, 有利于山陕梆子与其他剧种的融合。会馆演剧也为各地戏曲演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成为各种声腔剧种交流融合的舞台, 衍生更多的剧种, 促进了当地戏曲的发展, 新的剧种也就扎根于此地。

　　注释

　　 (1) (4) 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 第203、204页。

　　 (2) 余谊密等修、鲍实等纂:《民国芜湖县志》卷十三会馆“京都芜湖会馆”条, 民国八年石印本。

　　 (3)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四“嵇山会馆唐大士像”条, 崇祯八平刻本。

　　 (5) 王志远、康宇:《关公文化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71页。

　    (6) (7)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统志》, 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第307、309页。

　　 (8) (9) [明]王轩等纂修, 刘克文点校:《光绪山西通志》 (卷100) , 中华书局第7120、7103页.

　　 (10) [明]薛元钊、张于铸:《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垣曲县志·卷之二物产》, 据清光绪五年 (1879) 刻本影印。

　　 (11) [晋]干宝:《搜神记·卷五》,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64页。

　　 (12) [晋]陶潜:《搜神后记》 (汪绍楹校注) , 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藏外道书》第31册, 巴蜀书社1992年版, “赵元帅”条见第772页。

　　 (14) 顾禄:《清嘉录》 (王湜华、王文修注释) ,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 第97-98页。

　　 (15) 陈塑道:《辞海》, 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3794页。

　　 (16) 钱玉林、黄丽丽:《中华文化大辞典》齐鲁书社1996年版, 第38页。

　　 (17) 冯俊杰:《山西方志及碑刻所见民间演剧史料辑考》.《戏曲研究》 (第70辑) ,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4页。

　　 (18) 柴国珍:《山西戏曲剧种文化地理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 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 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