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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宏:云南水利碑刻文献研究述略
上传日期: 2018-04-18 作者:赵志宏

  刻石纪事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一。碑刻是中华民族石刻珍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等的重要原始文献[1]。

  云南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境内江河纵横, 径流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908条, 分属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六大水系。云南高原湖泊众多, 是我国湖泊较多的省份之一。滇东主要的湖泊有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杞麓湖及星云湖等, 滇西主要有洱海、程海、泸沽湖、剑湖、茈碧湖、纳帕海、碧塔海等, 滇南主要有异龙湖、长桥海、大屯海等[2]。历史上世世代代的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佤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先民沿江围湖而居, 祖祖辈辈享用着大自然的恩赐。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 山高谷深, 旱情多发, 故历朝历代政府和民间都把水利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 大兴水利工程并刻石纪事, 由此大量的水利碑刻应运而生。这些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多样, 涉及地方水利建设、水利运行与管理、水利分配、水利纠纷、水规水法、水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旱涝灾害等, 蕴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水利碑刻是云南各类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研究云南水利建设、历史发展、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也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的重要原始文献。

  一、云南水利碑刻文献研究的意义
(一)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水利社会史研究

  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自古以来文献中记述较多, 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曾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但迄今为止, 学界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黄淮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地区, 对云南等偏远地区水利的研究严重不足, 这对研究和了解中国水利问题的全貌极为不利。云南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但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且颇具特点, 云南的水利问题是中国水利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水利碑刻是不同历史时期云南水利建设、历史发展、时代变迁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详实记录, 积极开展水利碑刻文献收集整理研究, 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云南水利社会史, 并引发学界对云南水利碑刻研究的更大关注。

  (二) 有利于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研究

  云南山高谷深,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境内水利资源虽然丰富, 但时空分布不均。加之, 地质地貌条件恶劣、经济欠发达以及技术落后等多方面的原因, 水利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干旱缺水、洪涝灾害和水环境恶化“三大水问题”依然存在, 极大地影响着云南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中央和省政府十分重视云南的水利建设, 省政府提出了“兴水富滇”“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云南美好家园”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时期, 通过对云南水利碑刻的收集、整理、释读, 研究云南水利建设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总结历代开发与治理云南水利的经验, 对当前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有利于丰富云南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

  古人云:“水利兴, 而后天下可平, 外患可息, 而教化可兴矣。”水利碑刻是古代乃至近代以来我国基层水利社会得以稳定延续的重要见证。其内容表面上看, 只关乎水利的建设与发展、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保护与管理以及旱涝灾害等, 其实却与“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国家法规或地方性制度、基层社会的民俗与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变迁”等息息相关。因此, 积极开展水利碑刻文献研究, 不仅是认识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关键, 而且在学术层面上有利于丰富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内容。

  (四) 有利于云南水利碑刻文化遗产的保护

  水利碑刻是云南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先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蕴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因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建国以前的云南水利碑刻进行全面搜集和科学系统的整理研究, 是对云南水利碑刻文化遗产的一次全面普查, 既可以弄清云南水利碑刻的数量、类型、分布、特点、保护状况, 又能为云南水利建设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系统的、全面的、便于检索利用的水利碑刻文献资料, 最终为云南水利碑刻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五) 有利于弥补正史资料之不足

  云南水利碑刻数量众多、分布较广、内涵丰富, 但许多碑刻尚未被发现, 已有文献亦无相关记载。因此, 积极开展水利碑刻文献研究, 可为云南碑刻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 可以弥补文献、史书中的很多不足甚至残缺问题。

  二、云南水利碑刻研究的历程

  历史上, 关于云南碑刻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宋代洪适之《隶释》。元、明以来, 逐渐在史志典籍的山川、地理、古迹、艺文等中略有记述。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收录了全国15个地区920种石刻, 其中即有云南石刻, 可谓将云南石刻作为一个整体的开创性研究。清王昶《金石萃编》共160卷, 收录上起周下至辽、宋、金等石刻1 500余种, 最后一卷专门辑录南诏、大理国金石。道光年间, 阮福所作《滇南古金石录》收录云南金石碑文和题跋, 乃云南第一部专门性金石著作。其父阮元总纂的《云南通志》, 广泛搜集历代云南金石资料, 并在艺文志中专设金石一门, 开创了云南省志中金石著录的先河[3-4]。

  近代, 云南金石文献研究取得新的进展。袁嘉谷辑《滇南金石萃编》, 李根源编《云南金石目略初稿》, 后又作《续稿》增补了元、明、清时期大量碑刻, 为云南金石目录最丰富之书。周钟岳主纂《新纂云南通志》, 于《金石考》中登录金石碑刻2 599种。继有方树梅、何秉智编《续云南通志长编》, 其中《金石一》《金石二》共著录471种, 系民国初年所知见的金石文献[5]。以上著述均辑录不少水利碑刻。

  新中国成立以来, 碑刻文献研究方兴未艾, 金石录、碑刻集类著述不断涌现, 地方志、专门志、文史资料等相继出版, 其中亦涉及水利碑刻研究。如周恩福《宜良碑刻》及其《增补本》[6], 共辑录水利碑刻47通;杨世钰《大理丛书·金石篇》[7], 汇编水利名碑43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8]叙录白族水利碑14通;张了和张锡禄《鹤庆碑刻辑录》[9], 收录水利碑刻11通;张方玉《楚雄历代碑刻》[10], 涉及水利碑刻9通等。此外, 玉溪市档案局 (馆) 《玉溪碑刻选集》、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保山碑刻》、施甸县政协文史委《施甸碑铭录》、腾冲县旅游局《腾冲名碑辑释》、通海县人民政府《通海历代碑刻集》、徐发苍《曲靖石刻》、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段金录等《大理历代名碑》等, 以及各地水利志、文物志、风物志、民族志、农牧志、林业志、交通志等, 各地文史资料及州市、县、村志等都不同程度地收录了大量的水利碑刻。

  当然, 除了上述碑文的辑录、考释、评价之外, 建国以后云南金石文献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研究领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金石学、考据学的层面, 而逐渐拓展为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的碑刻文化解读。如方国瑜从民族史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方龄贵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孙太初和汪宁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顾峰、杜武等从书法艺术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研究著述较多, 其中不少涉及水利碑刻。这些研究, 虽然成果喜人, 但依然存在不足。

  三、云南水利碑刻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水利碑刻不仅是研究云南水利史, 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云南乃至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重要文献。目前, 学界对云南水利碑刻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关注不够, 研究尚显薄弱

  云南各地均有大量的水利碑刻遗存, 其时间跨度从明至今达数百年之久, 其内容涉及水利资源、水利开发与利用、保护与管理以及旱涝灾害等诸多方面。但目前学界对云南水利碑刻的研究关注较少, 且理论探讨不足。许多碑刻仅被研究者当作支撑其论述的孤立史料, 或作为对其文档的资料补充, 在深入研究方面尚显薄弱。此外, 较之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省而言, 相关研究尚存较大差距。

  (二) 成果不少, 但区域失衡

  建国以来, 关于云南碑刻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优质成果, 但这类研究局限性很大, 缺少开阔的视野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且其中辑录的水利碑文有限。从云南省的总体情况来看, 关于区域性 (地州、县级) 碑刻的搜集、整理较多, 但深入研究较少, 学术专著更少。如昆明市有《宜良碑刻》《宜良碑刻增补本》《呈贡历史建筑及碑刻选》等, 大理州有《大理丛书·金石篇》 (卷一至卷五) 、《大理历代名碑》《大理市古碑存文录》《大理凤仪古碑文集》《明清滇西蒙化碑刻》《巍山风景名胜碑刻匾联辑注》《鹤庆碑刻辑录》《祥云碑刻》等, 保山市有《保山碑刻》《腾冲名碑辑释》《施甸碑铭录》等, 玉溪市有《玉溪碑刻选集》《通海历代碑刻集》等, 此外楚雄州有《楚雄历代碑刻》, 丽江有《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 曲靖有《曲靖石刻》等。不难看出, 昆明、大理、保山等地研究成果较多, 其余地区略显不足。总而言之, 云南水利碑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失衡的现象。

  (三) 资料零散, 不利于检索利用

  目前, 有关云南水利碑刻的研究, 多以碑文集和题录的形式分散于历史文献、地方志、文史资料和碑刻辑录等文献中, 如《滇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滇黔志略》《新纂云南通志》《云南省志》《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大理丛书·金石篇》《大理丛书·方志篇》《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大理历代名碑》, 以及各级各类 (州、县、镇、村) 地方志、水利志、文物志、风物志、交通志、民族志、林业志、农牧志、文史资料、地方文献等等。这些著述中均或多或少辑录了部分水利碑刻, 但总体而言, 较为零散, 不便于检索与利用。

  (四) 记述不完整, 碑文辑录错漏不少

  迄今为止, 关于云南水利碑刻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碑刻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远远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已有文献所载的水利碑刻, 其资料并不完整, 部分碑刻仅为题录, 无法查晓碑文, 不便于学术参考;绝大部分水利碑刻的相关资料、信息在单一文献中并不完善, 不利于深入研究;碑文的录文、标点、注释歧义和错漏不少, 部分碑文的录文甚至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

  (五) 专题研究尚未面世

  纵览云南现有碑刻研究各种成果, 局部地区的水利碑刻研究并不少见, 但缺乏全面、系统、集中的大规模梳理。目前, 学界关于云南碑刻的专题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李荣高《云南林业文化碑刻》, 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释》, 黄珺《云南乡规民约大观》等, 但关于云南水利碑刻的专题研究及相关文献至今尚未面世。

  总之, 对分散于文献典籍中和散存于田间旷野的云南水利碑刻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 并经过点校、注释、研读、概述等方式将其辑录成为系统的水利碑刻专题文献汇编, 为云南乃至国家水利碑刻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已是当务之急。

  四、云南水利碑刻研究的策略

  据文献调查, 云南水利碑刻资源丰富, 数量较多, 分布甚广, 年代久远, 它们不但是云南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而且是云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其绝大部分分散藏存, 有的至今散落于田间旷野, 且损毁、剥蚀、残断、消佚现象严重, 亟待进行碑刻资料收集和碑文点校、注释、整理研究。

  (一) 碑刻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 可采取“纸质文献查阅、网络数据库检索、田野调查实物采集”三管齐下的原则, 全面搜集云南省各地的水利碑刻资料。

  1. 纸质文献查阅

  首先, 可依托云南省图书馆、部分州市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 对馆藏的古籍文献、地方志、水利志、文物志、文史资料、地方文献、碑刻集等中的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查阅、收集、文献辑录。其次, 还可到州市的政协文史办、文物管理部门、博物馆等处收集相关文献数据, 确保数据的完备性。再次, 对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均无法获取的纸质文献资料, 则可通过孔夫子旧书网、有路网等进行购买, 获取所需文献。

  2. 网络检索

  依托大理大学图书馆的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万方等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 对纸质文献作有益的补充;以上数据库中无法查阅的数据则借助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篇章网络购买等途径获取云南水利碑刻的电子文献。

  3. 碑刻实物资料搜集

  根据文献记载、文博部门文物普查登记资料等, 了解各地水利碑刻的基本情况、存佚现状、藏存信息及相关线索, 重点选取水利碑刻藏存较多的地方作为田野调查地点,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 积极开展原碑寻访、数码照片采集、拓片收集、碑石尺寸测量等工作, 竭尽所能搜集全省各地的碑刻遗存。

  (二) 碑文整理研究
1. 碑文辑录

  碑文的辑录, 应以涉及云南水利者为主, 其范围包括水利碑、水规碑、告示碑、判决碑、合同碑、章程碑、封山育林蓄水碑、河渠碑记、堰塘碑记、堤坝碑记、龙潭碑记、井泉碑记等, 部分包含水利内容的渡口、桥梁、寺观庙宇、乡规民约碑和祠堂碑记、功德碑、传略碑、墓志铭、诗碑、摩崖等, 亦应酌情收录, 重点为文献未载的、调研中新发现的碑文。对现有文献中只有题录而无碑文的, 所载碑文仅为略录、节选、摘要等的水利碑刻, 应尽力查找寻访, 并补充录文, 以便研究者获取全文。

  2. 碑文校注

  碑文的校注, 应以《金石萃编》《滇南古金石录》《新纂云南通志》《大理丛书·金石篇》及云南各地方志和现存水利碑刻等为依据, 对调查中发现原碑或拓片的水利碑刻, 一律参照原碑、拓片进行校注;对原碑、拓片无存但碑文见诸多种文献者, 则可利用文献追溯法, 取其年代较早、内容较详者, 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校注, 对标点、注释有歧义和错漏的碑文进行校勘。

  3. 碑文概述

  对所收集的每通水利碑刻, 通过对碑文内容的认真研读、理解, 以及对其所描述事项的相关数据、信息、时代背景的尽力查证, 对原各种文献中碑刻数据记录不完整的地方, 可采用“二项五要素法”进行完善, 即在每篇碑文文末附注两项:概述、参考文献。这两项内容又细分为如下五要素, 藏存地:注重行政区划变更、藏存地点转移、地名变更等实情;形制:碑石材质、形状, 碑文行数、标点新增、现状及保存情况等;立碑时间:时间、撰文者、书丹者、立碑者等;碑文概述:内容简介、文物价值;参考文献:为研究者提供线索。

  4. 碑文分类编目

  对所搜集到的水利碑刻资料, 进行科学分类和系统整理。其一, 以地域分类。根据水利碑刻的地理分布, 将其分为滇中、滇西、滇西北、滇东北、滇南五大区域;亦可按现行行政区划, 将其分为州市、县级两大区域, 便于进一步进行横向、纵向,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其二, 以时间分类。可依据每通碑刻的刻立、撰文时间, 将所收集到的水利碑刻资料按相应的历史朝代分类, 便于开展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其三, 以内容分类。可依据碑文记述的具体内容, 将其分为纪事碑、纪念性碑刻、祭祀性碑刻、争讼性碑刻、水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碑刻、功德芳名碑等, 这样有利于厘清云南水利碑刻的类型、特点。其四, 编制索引。如可按每篇碑刻碑名的拼音进行排序, 编制题名索引;可按水利碑文记述的内容编制主题索引;可按碑刻撰文者编制责任者索引等, 以便研究者检索利用。其五, 资料汇编。可依据立碑时间或按碑刻撰写的历史朝代排序, 将所收集的水利碑刻资料汇编成专题文献, 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参考文献

  [1]赵志宏.大理市水利碑刻概说[J].大理大学学报, 2017, 2 (5) :11-15.

  [2]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概况[EB/OL]. (2015-05-18) [2017-09-15].http://www.wcb.yn.gov.cn/arti?id=1.

  [3]李榆.古代金石学者对云南石刻之考证[J].大理学院学报, 2014, 13 (11) :13-16.

  [4]毛远明.碑刻文献研究的历程[J].西华大学学报, 2011, 30 (4) :10-14.

  [5]黄正良.云南佛教碑刻文献概说[J].大理学院学报, 2015, 14 (1) :11-15.

  [6]周恩福.宜良碑刻·增补本[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1-3.

  [7]杨世钰, 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0:1-33.

  [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1-11.

  [9]张了, 张锡禄.鹤庆碑刻辑录[M].大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 大理州文化局内部数据准印证 (2001) 53号, 2001:1-9.

  [10]张方玉.楚雄历代碑刻[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