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家国同构”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对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等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 宗族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但是在宗族研究中, 区域性宗族研究严重失衡的状态, 存在着时空上的不平衡。 (2) 从空间而言, 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北方比南方薄弱, 华北地区的宗族与华南、江南的宗族相比, 宗族势力要明显弱于南方, 祠堂、族田等与南方宗族更是无法相提并论。 (3) 有学者更是进一步总结了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认为华北宗族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功能性的物化特征普遍较弱, 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特征较为突出, 其特征是单姓村少, 族属规模小;祠堂少, 建置简陋;共有财产少, 经济势力弱;宗族认同意识薄弱, 宗族特征残缺。 (4)

　　近些年来, 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前述以华南为标准范式研究所存在的缺陷, 提出要以华北社会直接入手, 探讨华北社会自己的独特体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华北宗族的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 (5) 学者们开始致力于总结华北宗族独有的发展规律, 探究其与华南宗族发展模式的异同。但, 大部分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地方志和族谱中。实际上, 华北方志中对宗祠的记载大都语焉不详, 难免挂一漏万。而华北族谱, 也因经历过民国战乱和文化大革命, 很多已转到秘密保存状态, 即使公布于众的也是凤毛麟角、残缺不全, 新编及续编族谱中大量充斥溢美之词, 为尊者讳的现象比比皆是, 辨伪的任务反而更重, 故难以反映华北宗族发展的全貌。加之, 其研究大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名仕身上, 很难普及这种讨论虽然得出了关于华北宗族的一些认识, 但对其真正特征或独特发展道路的认识仍处在筚路蓝缕的摸索阶段。

　　十余年来, 笔者致力于华北乡村田野调查, 探访过数以千计的村落, 深刻体会到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迁徙定居到固定空间村落的宗族与村落自身的成长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本文尝试使华北宗族研究回到其生长的土壤———村落中, 试图透过聚落建筑和空间关系衍变, 来探讨清代华北杂姓村宗族在村落中的具体发展情况, 引入空间维度重新思考祠堂、庙宇和宗族, 希望可以摆脱长期以来研究宗族过分倚重族谱和祠堂的单一模式。相较于华南社会, 清代华北的村落发展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进入村落研究宗族, 作为血缘和地缘的结合的宗族, 村落是其主要活动舞台和空间, 进入村落也许是进一步深化宗族研究的路径之一。 (6) 不妥之处, 敬请同仁斧正。

　　一、清代山西的杂姓村

　　经过金元时期的振荡, 明清华北平原村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得到迅猛的发展。 (7) 相较于明代而言, 有清一代, 华北村落的发展更为完善, 如明代嘉靖的《新河县志》载新河有村落33个, 但到了乾隆十八年《畿辅义仓图》中, 村落的数量增至114个。 (8) 清代山西村落以杂姓村为主, 村落形式在这二百余年间不断刷新, 多者甚至能达到百姓杂居。 (9) 但, 杂而不乱, 村落对于这一时期不同姓氏宗族的迁入与居住情况掌握的非常详实。如, 阳泉市平定县岔口理家庄1949年之前各姓氏迁入情况记载:

　　表1 阳泉市平定县岔口理家庄1949年之前各姓氏迁入情况    下载原表

　　[表1 阳泉市平定县岔口理家庄1949年之前各姓氏迁入情况]

　　从上表可知, 理家庄在1949年之前共迁入16个姓氏, 其中王姓分为5宗。表中除了贾姓来源不详外, 其余移民情况一清二楚, 这些移民中, 来自本乡的占25%, 来自本县的占10%, 来自本省其他地区的占25%, 来自河北省的占30%。 (10) 其中, 80%的宗族是清代迁入本村。理家庄并不是个案, 笔者在实际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半以强的村庄, 耆老们基本都能详细描述出村内各姓氏迁入的基本状况, 与口述和家谱相比对, 可信度极高。

　　杂姓村的居民一般按姓氏分街道和街区居住, 数百年间会保持这种格局基本不变。如, 临汾古县岳阳镇张家村为典型的杂姓村, 村中把每条街称为“里”, 根据居住姓氏的不同分别为“陈南院里”、“宋南院里”、“乔凹里”、“郭凹里”等。长治市潞城县史家庄所分四区, 吴姓人由山西沁县逃荒流落定居在村北居住, 形成北庄;王姓族人由山东临淄迁徙而入, 在村南居住, 形成南庄;乔姓族人由河北迁入, 在距村较远的西部居住, 故曰乔庄。另一支吴姓在村东部居住, 称为东庄。临汾浮山县辛庄梁巢二姓以村中街为界, 南部为梁姓聚集区, 北部为巢姓聚集区。长治壶关县南庄村郭程两大姓, 郭姓居住在底街, 程姓居住在上街。各宗族聚集地一般会以其姓为街道名称, 比如, 灵石县尹方村的街道和街区分别为“翟家堡”、“祁家堡”、“郑家巷”、“陶家巷”、“曹家巷”以及“马家巷”等。晋城市阳城县郭峪村按张、王、陈三片住宅划分为三个坊, 前街以东王姓住宅区为“阳火坊”, 以西至汤帝庙张姓为“大成坊”, 南沟陈家靠近魁星阁称“魁阁坊”。不同宗族分街而居, 陆陆续续迁入的散姓一般以卫星拱卫的方式零落在村落周围, 有些散姓通过姻亲和捐资逐渐融入村落生活。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 华北移民渐渐在清代中期稳定于固定的村落中。杂姓村按照村落的空间方位聚族而居, 逐渐开始了有本宗族认同意义上的祠堂建设。

　　二、清代山西杂姓村的祠堂建设

　　学界普遍认为华北的祠堂建设差强人意, 大部分村落基本无祠堂, 少数有祠堂要么比较简陋, 要么只是富商大贾和科举入仕的大族所建, 随着家族衰败而消亡。事实上,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 笔者发现清代山西村落的祠堂建设较为普遍, 尽管规模大小良莠不齐, 但三分之二以上的村落均有祠堂。上文中出现的杂姓村主要姓氏均有祠堂。如, 晋中灵石县旌介村是个典型的杂姓村, 1949年之前村内姓氏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个, 其中张、石、申、秦和杨姓占据人口的80%以上, 清末时这五大姓均在村内建有宗祠。张氏宗祠, 为明初宛平知县张达后人所建, 位于村内龙天庙南, 创建于乾隆三十九年 (1774) , 占地1000平方米, 坐北朝南。祠内正殿三楹耳房两间, 院南为祠堂戏台, 后院为张祠花园。石氏宗祠, 在村内当铺院东, 坐北朝南, 约800平方米, 时间年代大约为清代中期, 正殿三楹, 耳房两间。申氏宗祠, 位于村内敬圣北, 坐北朝南, 占地1300平方米。正殿三楹, 东西配殿数间。秦氏宗祠, 位于村东的当铺院南, 坐北朝南, 2200平方米, 分前后两院, 前院为正殿, 后院为家族公仓和护祠者居住地。杨氏宗祠, 位于村东,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始建成, 坐北朝南, 占地200平方米, 正殿三楹。 (11)

　　再如, 灵石县尹方村明清时期主要有八大姓, 均有祠堂。翟氏祠堂, 始建于嘉庆年间, 位于村东古道南, 占地2400平方米, 南有戏台, 北为祭殿, 三进院。陶氏祠堂, 建于嘉庆六年 (1801) 九月, 位于村东, 接东街陶沟口, 总面积372平方米。前庭后院, 主建筑为三孔窑洞。郑氏祠堂, 建于清代中期, 位于村中北, 坐北朝南, 东西宽15米, 南北长20米, 三孔砖窑, 窑深8米。陈氏祠堂, 建于咸丰年间, 东临郑氏祠堂, 总面积200平方米, 坐北朝南。乔氏祠堂, 建于清代前期 (因正殿内早年有乾隆年间牌匾) , 总面积1300平方米。正殿耳房。宋氏祠堂, 建于乾隆八年 (1743) , 位于村西头, 占地面积300平方米。房氏祠堂, 建于道光七年 (1827) , 位于村西道旁, 坐北朝南, 三孔砖窑。曹氏祠堂, 建于乾隆五十八年 (1793) 位于三官庙西。约150平方米。 (12)

　　晋城阳城上庄村为明代嘉靖礼部尚书王国光的故居, 王氏祖先于明洪武年间“溯其先自潞安府小石桥始迁可乐山, 后乃移入白巷里, 而生于斯、长于斯, 聚族于斯” (13) 。但是, 本村除了王氏以外, 还有徐氏 (14) 、茹氏和樊氏。目前上庄村现存三处祠堂, 一处在水街北侧, 为纪念王国光, 是全村公祠, 始建于明隆庆年间;一处在参政府院内, 为王氏私家家祠, 始建于明崇祯年间。还有一处在中街樊家花园的樊氏宗祠, 二进院。另外, 调查中咨询耆老们, 大家集体回忆说民国以前徐氏和茹氏也有祠堂。阳城县郭峪村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 也是杂姓村, 村内的一些姓氏也都有宗祠, 甚至连卫姓、范姓和张姓这些较小的宗族也有祠堂, 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15)

　　为了方便理解清代山西杂姓村的祠堂空间, 可以看一些实地测量图。

　　图1 清代运城闻喜东颜村村落结构图 (16)

　　图1中的东颜村是笔者实地调查的一个村落, 根据村落地形、碑刻以及遗留文物复原了村落的基本结构。东颜村是典型的华北杂姓村, 清代的碑刻显示它主要有五大姓, 分别是冯、裴、张、雷和赵, 其中前三姓占了人口比例的95%。在图中可以看到前三姓的祠堂沿街排布, 冯氏祠堂主要在北街, 张氏祠堂主要在西街, 裴氏祠堂主要在南街, 其余两大姓主要居住在东街。截止到笔者90年代末的调查活动, 村落还保留着这样的姓氏定居的分布状况。

　　图2是清代平阳府孙区村结构图, 图为村委会调查的文物古迹图, 实地测量以后绘制。孙曲村目前有35姓, 李姓、王姓、段姓、郝姓和杨姓是其中的大姓, 从村内现存碑刻看, 这五大姓在清代也基本都存在。截止到现在, 郝姓的祠堂郝家庙和杨姓的祠堂杨家庙依然保留。 (18) 另外, 在访谈中, 村民告诉我们其实剩下的三大姓从前也有祠堂, 破四旧时拆毁了。

　　上文可知, 山西清代杂姓村祠堂一般建在家族聚居区内, 沿着街巷排列。建设规模不等, 大小不一。大者占地百顷, 如上文中提到灵石县尹方村翟氏祠堂曾占地2400平方米。小者仅一间陋室足以, 抑或干脆仅以木主排位替代, 如在晋城市陵川县:户大者, 率有祠堂;小户及贫寒者, 率将木主置之柜中, 祭时始行取出。 (19) 还有些杂姓村甚至祠堂和祖坟合并建在一起, 年节时才来祭祀, 平时也疏于管理。但, 从田野调查的总体数据胪列考量而知, 清代山西杂姓村的较大宗族发展到50户之上都会主动建设祠堂以备本族人慎重追思之需。

　　

　　图2 清代临汾尧都区孙曲村结构 (17)

　　三、清代山西杂姓村的祖茔建设

　　祖坟的选址、修建及空间位置排布是华北传统村落建设的一个关键要素。先茔的修建需要聚合全族的力量共同参与, 是加强族众凝聚力、密切族众联系的重要手段。同时, 祖坟设施的丰富或完备的程度, 也象征着一个宗族在村落中的地位, 可增强本族人的荣耀感, 同样可以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清代山西的村落杂姓错落, 较之单姓村落则更注重先茔建设, 记住祖先的埋葬地是清代山西杂姓村家谱中反复强调的内容。

　　如, 长治壶关寨里村是典型的杂姓村, 村内主要姓氏由王、陈、刘、李、岳、牛等组成。图3、4为陈氏和李氏的族谱内容。其余各姓氏雷同, 故未列。族谱上的先茔位置和排序非常清楚, 可以记录世系支派, 发挥联络族众和加强宗族认同的作用, 说明当地墓祭的普遍性可能超过同期的家祠祭祀。

　

　　图3 寨里村陈氏祖坟分布图

　

　　图4 寨里村刘氏祖茔分布图

　　实地调查中, 还能看到一些杂姓村村落周边, 有层级的排列着各杂姓村的祖茔, 碑刻按照顺序而下, 蔚为壮观。访谈中, 大量耆老会指着一些空旷的土地如数家珍述数代祖宗的坟茔四至, 姓字名谁, 有何事迹, 颇为震撼。比起祠堂, 祖坟可能是华北杂姓村宗族更为强调的成分。笔者近年调查的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古城邓村, 此村王氏在清代并没有祠堂, 但是对祖坟的祭祀却非常严苛, 祖坟旧址保留着明代的祖先迁移碑刻。清明节时, 近千名王氏男丁从北京、上海赶来集体叩拜, 场面宏大。清代山西杂姓村大量族谱中存在着清晰的先茔图谱, 期待着学者解读。祖坟是祖先肉体与灵魂的栖息地, 是合族共存的物质象征, 其营建是清代山西杂姓村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 对于聚拢合族, 提升本族认同感进而归属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四、清代山西杂姓村庙宇建设

　　有清一代, 山西杂姓村中, 家族的兴起不仅以建设祠堂和整理先茔为标志, 建阖村祭祀庙宇也是杂姓村宗族的第一要事。相较于华南大部分村落阖村为一族特征, 华北杂姓村的聚居状态更需要在村落共同生活的空间下对各大姓之间做一平衡。

　　长治县辉河村, 明代时名为“王家庄” (20) , 嘉靖年间随着村落人口的不断增加, 姓氏不断复杂化, 此村易为“灰河村” (21) , 至乾隆二十一年 (1756) , 成为现在的辉河村。 (22) 从碑刻来看, 此时先行入驻的王氏宗族是本村绝对权威, 如, 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重修三教堂碑记》载有“本村施主王应科兄弟同母李氏”下文捐款名单均为王姓, 甚至有部分女眷, 从姓名上判断应为同宗同室。此后本村三教堂的维修和建设一直由王姓宗族负责, 至光绪十三年 (1885) 重修碑依然是王氏主修, 该庙至今仍保留着王梦熊秀才的对联 (23) 。清代早期, 本村的另一个张氏家族兴起, 张家以商兴家, 推崇关帝的“忠义仁勇”精神, 修建了北阁关帝庙、香亭和戏楼, 而原来的南场院王氏家族则崇尚儒学, 重视科举, 针对性地又倡导修建了东阁文昌宫和魁星楼。自此, 以王姓为主的三教堂和以张姓为主的关帝庙, 以庙宇为战场, 以不断扩建和维修、演剧为战略, 拉开了二百年的家族的村落话语权争夺战。

　　晋城市高平陈庄村, 张姓为最早迁入此村的宗族, 明末清初开化寺发迹, 出现了豪商巨贾张珩, 村中许多庙宇均为其家族独立修建。康熙十九年 (1680) 张姓斥巨资修缮万寿宫, 并捐十一亩地为香火田,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其率妻子与后代子孙等再建东阁。 (24) 而后, 随着张珩的去世家道中落, 张姓家族的建庙就此终止。 (25) 随之而起的郑氏家族, 长事商贾, 嘉庆二年 (1797) 斥资修建祖师庙, 并且充当了祭祀的社首职位。 (26)

　　孝义东小景村, 明洪武初年, 黄龙武氏先祖武彦通、武彦秀从福建从军迁入, 武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雍正八年 (1730) , 始建祠堂, 四合院, 正窑三间, 东西茶窑三间。其之前, 武氏家族已经开始为本村建庙。 (27) 乾隆年间, 本村武绩学, 任河南魏德府道台, 与此同时 (乾隆二十三年) , 孝义武氏立即重修三圣堂, 碑刻中捐款任命均为武氏。其中, 武应元是道台武绩学的父亲, 捐资二十七两, 武应光因为其叔父, 捐资三十六两, 武绩联捐资五十两。相隔不到二十年的乾隆四十年 (1776) , 本村建老爷庙, 依然是武氏倡导, 主持人也是武氏, 其中撰文武全义为武道台的孙子。上见, 武氏在村落全盛时期, 其实是以建庙的方式呈现出来。明清时期的山西杂姓村以整个村落为一个完整体, 庙宇盘亘在村落四周, 祠堂则在村内各姓聚集地。

　　杂姓村宗族与庙宇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宗族往往借修建庙宇来彰显本族势力, 取得在村落内部的话语权。乡村碑刻中关于家族修庙的记载俯拾即是。如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湾则村汤王庙碑刻载:

　　(齐氏祖父兄弟三人) 始创修庙宇一院, 此先伯祖与先祖之意, 而又先祖膺社首三载, 与同事孔公继章、陈公金统, 朝夕营为之苦心也。道光十年, 村众复举齐办理社事, 齐才短识寡惧不克, 承祖父之志, 用是兢兢, 谨勉创修。 (28)

　　从碑刻中可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杂姓村, 村中不仅仅有齐姓, 同时也有陈姓和孔姓, 但是碑刻行文和碑阴却分明显示了另外的两个姓氏只是齐氏拉过来的同谋, 真正在修庙中起作用的还是历代齐氏子孙。这样, 齐家已经三代掌管社事, 可以分析出齐家是村落实际的权威, 而且从碑阴的捐款人员看, 齐氏占据了此村80%的人数, 齐家不但捐助了社庙地基, 还连续三代在充当社的领导———社首。

　　田野调查中还发现, 个别强势宗族的祖茔远离本族所居村落, 为了保护自己的祖茔, 不惜给该村庙宇筹资。如山西阳城县陈廷敬家族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 陈氏家族曾经出过7位进士, 陈廷敬本人又高居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之位。陈家明代中期自邻县的老姥掌村迁居而来, 所以祖坟在此村。陈氏家族常年资助老姥掌村的庙宇, 但是仅限于财力资助, 家族严格规定, 禁止家族成员染指该村庙宇的管理, 道光十一年 (1831) 《重修汤帝庙碑记》中有:

　　思此地先人, 既为香火计, 凡我陈氏后世不得视为己业, 搅扰争论, 亦不得节外生枝, 需索道人, 即世居道人更不得借口为公, 私相分拨, 始得保守勿替。碑刻中有“凡我陈氏后世不得视为己业”, 为了约束

　　后代子孙, 陈家甚至订立规矩“倘吾族中或道众门不肖者于中翻驳, 使有未安, 许主持通知观民等呜鼓共攻, 以杜后患” (29) 。

　　五、余论———让华北宗族回到村落中

　　清代山西杂姓村村落的发展虽然复杂, 但仍有章可循。一般分为初建、发展、初期兴盛和繁盛四个阶段, 宗族的修庙、建祠堂以及祖茔过程贯穿村落形成的始终。大致规律如下:初建:A姓携族人开辟庄地, 经繁衍逐渐扩大, 本庄因此得名。此时村中一般会建有极其简陋的土地庙或其他小神庙。发展:随着村庄的扩大, 大约经过数十年, B姓家族迁入, 这时村庄有了一定规模, 大约有二十户左右。A姓一般会持着欢迎的态度, 共同开发。村庄开始易名, 大体是以初始的姓氏命名开始转向地名、植物和其他溢美之词冠名, 由血缘主导转向地缘。初期兴盛:约一百余年, A族与B族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两个家族开始加强村庄的建设。主要是修庙, 先期发展的宗族会以修庙方式来彰显本宗实力, 并取得在村庄的话语权。此时庙宇往往是村庄水口部分的阁及观音堂之类。同时期, 其他散姓宗族陆续迁入。繁盛再经过百年, 各宗族在村外确定自己的祖坟区域, 划片管理。开始修建祠堂聚合本族, 祠堂在村落中的位置多位于本族聚集地中心, 偶尔也会放置在祖茔旁。同时家族中有富商大贾和科举官员者, 开始竞争修庙, 庙宇带有明显的家族痕迹, 主宰一村的大庙往往在这时出现。这一时期村落的基本空间格局形成, 村落内“六庙四阁两祠堂”比较普遍, 此为繁盛的表现。

　　因为连年战乱, 宋代以降的华北是战乱重灾区, 日趋形成的世家大族不断被分解消减, 无法和华南的强族相抗衡。比起华南祠堂, 总体而言, 华北祠堂规模实显简陋, 方志中对其记载寥寥, 仅集中于凤毛麟角的名仕身上。上文所举数例宗祠中, 除了明代礼部尚书王国光的王氏宗祠方志有载, 其余均未见载。然而, 在实际田野调查中,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祠堂大量存在的痕迹, 包括实体遗迹和耆老口述。华北宗族是生活在具体空间的血缘组织, 依赖记载甚少的地方志和族谱, 割裂了他们生活的村落空间, 研究难免有失偏颇。明清以降, 山西宗族发展和村落形成息息相关, 庙宇、祠堂、祖茔的建设与宗族成长相互交织, 须臾不能分离。林耀华在对义序村宗族的研究中也相当关注村落的庙宇, 认为庙宇祭神是祠堂祭祖的延伸。 (30) 杜赞奇指出, 北方宗族并不是苍白无力的, 虽然它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 但在乡村社会中, 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 (31) 。回到村落时间和空间中, 会发现华北宗族的作用并不仅仅通过在祠堂以族内行政、教化和裁判的方式完成, 它更分化到村落的各个角落, 往往是通过建设公共设施, 包括庙宇和村内道路、水井等方式在村落建立权威并且实施话语权和控制力的。

　　注释

　　(1) 关于宗族的研究综述, 可见常建华《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明清时期宗族研究可见常建华的《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2) 常建华:《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夏明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与江南的比较》,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 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 常建华的《明清时期的山西洪洞韩氏——以洪洞韩氏家谱为中心》,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家谱〉为例》以家谱为例探讨了华北家族的个案。另有王霞蔚的《金元以降山西中东部地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 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申红星的《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发展的历程——以豫北地区为中心》, 《新乡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8月;于秀萍的《明初以来沧州移民宗族形态的演进和社会变迁》,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6月;王洪兵的《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1月;张先刚:《族谱、墓地与祠堂:明清时期山东栖霞宗族变迁》,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6) 杨国安:《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8期。

　　(7) 黄忠怀:《从聚落到村落:明清华北新兴村落的成长过程》, 《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8) 数据来源于黄忠怀《华北村落发展与进到季曾制度变迁》, 《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9)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单姓村, 比如, 山西泽州 (晋城市) 沁水县西文兴村, 是单一的柳姓。多姓村拱卫中的单姓村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 此不为本文论述重点, 不赘述。

　　(10) 以上资料来自《理家庄村志》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及理家庄《王氏家谱》 (内部保存) 。

　　(11) 资料来源于田野调查和《旌介村志》 (内部资料) , 其中张氏和申氏分别有家谱存留。

　　(12) 资料来源于田野调查和《尹方村志》 (内部资料) , 部分姓氏有家谱。

　　(13) 《王氏族谱》 (十八世孙道亨撰, 咸丰建元正月) 。

　　(14) 徐氏目前有咸丰六年的《徐氏家谱》。

　　(15) 卫姓宗祠在南沟, 祠堂有族田十亩, 另有铺面属于祠堂管理。范姓祠堂在郭峪村丁字路口陈家大院北侧。张姓祠堂在土改中被毁。

　　(16) 姚春敏:《清代华北村落的公共空间》, 《兰州学刊》2010年第8期。

　　(17) 《孙曲村志》 (内部资料) 。

　　(18) 郝姓和李姓家族保留着完整的家谱资料。

　　(19) 《陵川县志·礼仪民俗》第十卷, 民国二十二年。

　　(20) 本村王氏宗族祠堂族谱画像有“明季定居王家庄”。

　　(21) 明嘉靖四十三年《重修三教堂碑记》中有“有潞安服府长治县兴福都一里灰河村西”。

　　(22) 清乾隆二十一年《新建圣皇香亭神保并修石岸碑记》中有“上党郡城西南五十里许, 有村辉河, 盛言光辉之气, 于河生也”。

　　(23) “儒佛道统称三教”“圣释仙同等一堂”。

　　(24) 清康熙二十七年《准提菩萨、文昌帝君骑街阁碑记》有“陈庄本村信士张珩、室人邢氏, 统男良栋、良翰, 孙星暐、星晖阖家喜捐资财, 创建准提菩萨、文昌帝君骑街阁一座, 庵前南看墙一堵。自建成之后, 祈保家道兴隆、子孙昌盛。”

　　(25) 这一时期, 从村中收集到大量的张氏子孙卖第契约, 可见这一衰败过程。

　　(26) 嘉庆八年的《真武宫兴工碑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其中碑阴后的捐款均来自于郑氏在山东和当地的一些商号。

　　(27) 明嘉靖四十五年, 本村重建洪济寺钟楼, 功德主武子花、武子堂、武子贵。见《洪济寺碑记》碑阴。

　　(28) 陈宗齐:道光十七年 (1837) 《湾寨村重修汤帝庙碑记》现存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湾则村汤王庙。

　　(29) 陈观民:道光十一年 (1831) 《重修汤帝庙碑记》现存于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王街村老姥掌。

　　(30)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 三联书店2000年版, 第52—55页。

　　(3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