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达，一个逃荒要饭的农家孩子，一个为了生存养家的贫苦农民，以其求生的本能和渴望，与命运抗争，与剥削争斗，与灾害较量，与穷困搏击，其曲折、勤劳、拼搏的一生与共和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李顺达由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其个体生活、生产实践也深深地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这里对李顺达个人生活史的历史阐释意在构建农民、村庄与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的相互关系和生存图景，从而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份经验文本。

　　一  翻身前后

　　李顺达原是河南林县合涧东山底村人，1915年12月23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人多地少，主要靠父亲李发全的木工、泥瓦等手艺赚钱，养家糊口。李发全领着一伙人长期在山西晋城做包工生意，到1929年，14岁的李顺达也跟着父亲到晋城帮工学艺。一次，几个月的工程完成之后，没想到“大柜上”（地主士绅总包工处）的人全跑光了，李发全一分工钱都没得到。工人们整日催着要工钱，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发全告到县衙门，希望官府能帮着追回工款，以给工人分发工钱。但是，衙门里办事的和“大柜上”的包工头串通一气，最后只得把自己几年来辛苦赚下的积蓄赔光了。没办法，李顺达又回到了老家，原本计划靠父亲的工钱来维持家里的生活，但是母亲和弟妹们还是每天饿肚子，生活备受煎熬。

　　1930年，李顺达为了分担家里的困难，独自一人到山西平顺县路家口村找到了自己的二舅郭双龙，央求他在当地说合着租几亩地种。第二年春天，李顺达的母亲对儿子在外不放心，遂到平顺找到李顺达，母子二人通过二舅做中介人租种了地主郭召孩五亩二分坡地，渴求有点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是，租额太重，勉强收十石粮食，出租就得九大石，另加五布袋地蔓（土豆），还有五斗杏仁。一年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逐渐懂事的李顺达心里愈加难过。

　　后来，住在路家口的外婆看着大外甥李顺达小小年纪，就要担当一家六七口人的吃穿，租地主的地又难以维持，但不种地又不行，便叮嘱他说：“你要好好地造地，争争这口气，不要叫你娘和二舅作难。”因此，李顺达和母亲郭玉芝抱着一线希望又流落到西沟，再次过起了受苦受难的租地生活。到西沟的第一年，母子俩一春天开了二三亩荒地，但烧荒时，因李顺达没有经验，结果荒没烧好，打的粮食很少。等地主来搜刮地租时，母子俩希望少收点，下年收成好些了再补齐，但地主一瞪眼睛说：“说好多少就是多少，不管收成好不好，种一年清一年，咱不记账。”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地主把大部分粮食搜刮走了，只剩下一小缸的粮食。在西沟的前几年，李顺达及家人生活异常艰辛。更加不幸的是，1936年西沟灾荒歉收，家里收的粮食全部交了租子还欠下一大笔债。于是全家人盼望在晋城打工的父亲能捎些钱来，久盼无音，李顺达便沿路乞讨到晋城去找父亲，得到的消息却是父亲因讨工钱被打，早在该年6月气病身亡了。无奈，李顺达只好空手回到西沟，与母亲和弟妹们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

　　也许是绝处逢生，或是时势造英雄，1938年对于李顺达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太行山区，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政府。为了团结山区群众进行抗日，根据地政府实行合理负担，颁布了“五一”减租法令，即贫农向地主交租每五斗减一斗，借贷年息超过一分半的全部减掉超出部分。减租减息政策很快就传到了西沟，这对于李顺达来说，无疑是一次翻身的机遇。因此，李顺达决心要按照政府法令减租，并带头在西沟村进行了减租。等秋后地主来他家收租时，李顺达按法令交了七石二斗（原来要交九石租，五一减租后，便少出一石八斗）。地主看了看他，也没吭声，悄悄地回去了。但是，没过几天地主又要李顺达将租子补齐，李顺达说：“抗日政府叫五一减租，已经给够你了。”地主还像往年一样威胁李顺达说：“有讨便宜时，也有吃亏时，东西河（路家口是西河，池底是东河）还不是一个天下，那里没有减，你就不能先减。”僵持了一天，地主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回去了。不过，地主还是不甘心该交的租子说减就减了，于是又叫上李顺达的二舅郭双龙去催要，并说：“你好好想想吧，你们刚来西沟时，还是小孩子，现在长大了就没良心了？好歹你们一家是靠我的地过活的。”

　　地主试图拿“良心”来说服李顺达将租子补齐，但李顺达就是不给，说自己是按政策行事，现在由共产党给穷人撑腰了，时代不一样了。最后，在二舅的说合下，李顺达才勉强地给了地主十八元钱了事。1939年，抗日政府再次颁布了减租法令，规定“四一”减租，即每四斗租减一斗，借贷年息超出一分的部分减掉，而且平顺县农会还决定各村要大斗改小斗。李顺达从内心觉得穷人的好日子一天天地明朗起来，从减租减息来看，就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且收入确实比以前增多了。于是，李顺达又按“四一”减租条例细细地算了算账，自己该交小斗六石七斗五即可，想着去年减租减的不彻底，便决心这次非得斗争到底不可。到秋后，李顺达见地主来收租，径直地说：“今年是四一减租，大斗改小斗了，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行，你想去哪去哪，随你便。”地主没办法，只好拿着走人了。

　　同时，李顺达还发动了西沟村18户佃农向地主展开了减租斗争。李顺达领导西沟农民取得减租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周围各村农民进行减租运动的信心。各村群众在农会的组织下，发动青年、民兵、妇女等广泛地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因李顺达在“双减”运动中表现出色，勇敢能干，斗争性强，阶级觉悟高，经西沟地下党组织成员张魁仁介绍，李于1938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李顺达的一生便与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之后，李顺达更加积极地帮助西沟的佃户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减租，并且对收租的地主说：“边区政府有法令不能不减，你们要觉得不行，也有政府，可以去告。”令所有佃户高兴的是，1939年根据地查减运动使得西沟村佃户获得了倒租23石，死契地23亩，全西沟没有一户再租地主的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沟村地主的势力，增强了佃农阶层的经济实力。李顺达因减租运动成功，家里也有了粮食，于1939年从路家口村娶得了一个媳妇。

　　通过减租运动，李顺达明白了一个事理：共产党帮助穷人翻了身，不用再整日挨饿了，生活有了改善，于是决定跟上共产党干革命，求解放，对西沟村各项工作表现要积极，凡事都带头干，一定会过上好日子。李顺达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的号召，一面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一面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军。比如1939年西沟村组建了民兵自卫队，李顺达任自卫队队长。李带领西沟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坚持劳武结合，前后十七次参加战斗，有力地协助了当地八路军对日军的反扫荡行动。而李顺达本人也由此在整个西沟村域范围渐渐有了威信和模范作用。

　　二  互助生产

　　1941年至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陷入了极端困难时期，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1943年春天，太行根据地政府宣传“吴满有方向”，这给李顺达指出了努力的前景，一心要跟吴满有学习，并说：“人家能富，我也能富！”是年2月6日，李顺达响应边区政府“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在临时季节性帮工互助的基础上，组织了李达才、路文全等五户贫农成立了全国较早的农业生产组织——李顺达互助组。对于牲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分散、缺乏的贫苦农民而言，互助组有着决定性意义，它将零散的资源集中使用，共享利益，其优越性相对于生产低下的个体经济是显而易见的。李顺达在组建互助组时说：“互助起来，人多好做活，既红火又省工，一个人做一会就想歇歇，大家到一块比着干，就都有劲。过去给地主受苦，一年到头吃不饱，现在多打一颗粮食，都是自己的。”

　　抱着对“组织起来”的朴素理解，李顺达互助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即是互助生产，自救度荒。李顺达首先把自家仅有的五斗余粮和一石多谷糠全部分送给组里的断粮户。在他的带领下，组员之间开展了“我有半口汤，不能让你饿得慌”的相互救助活动，互济互助，共度春荒。并且制定了开荒30亩的生产计划，组织组员以计工的方式开荒种菜，以菜充粮，以菜接粮。其它村民见李顺达互助组开荒种菜，便纷纷要求参加，不到一个月时间，互助组由原来的6户发展到16户，并改为互助拨工大队，李顺达任大队长。因为互助生产积极性高，收益好，到1944年，全村20户中就有19户参加了互助生产，下设3个互助小组，1个纺织小组。此外，互助组还把西沟村的妇女也组织起来，专门成立了纺织、喂猪小组，李顺达的母亲郭玉芝被选为小组长，因为她是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从此，李顺达母子二人成为大伙心目中的带头人。

　　互助合作第一年，生产就获得了大丰收。全西沟20户，96人，共有平地130亩，坡地63亩。一收完秋，李顺达带领大家算了算，共打粮食二百五十多石，每家平均十一石多，开荒35亩，每家平均就有1.5亩，每家还刨地蔓二十多布袋，菜也有十多担。单荒地生产的就够吃三个多月。而李顺达家也丰收不少，收粮四十六石二斗，全家七口人，每人平均六石五斗，地蔓刨了九十多布袋，每人平均十三布袋，还有三十多担菜，够全家吃两年多。为了使生活过的再好一些，李顺达又雇了人，成了富裕中农。组织起来的巨大收获使得西沟人肯定了李顺达响应政府号召带动大家发家致富的道路，也从中看到了自家生活富裕的前景。不过，西沟自“组织起来”后，李顺达互助组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丰衣足食，发家致富了，它不仅从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证实了共产党互助合作生产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且使李顺达互助组成了根据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模范。对此，我们可以从李顺达互助组与边区政府间的关系中略见一斑。

　　首先是1943年秋后，李顺达和他母亲郭玉芝在平顺县召开的劳英会上均获得了头名“状元”，县里还奖励了李顺达一头大黄牛，郭玉芝一架纺织机。随后，李顺达又参加了全边区组织的头等劳动英雄大会，荣获第五名，共产党北方局邓小平同志等亲自奖励李一头大黄牛，以资鼓励，好好生产，多作贡献。参加县区两次劳英会，奖励两头大黄牛，对于李顺达互助组而言，一方面肯定了他们互助生产的成绩，另一方面则增强了互助组的生产能力，以求更大的发展。而李顺达的表达则清晰地展现了个人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府间的密切关联，他说：“不是共产党，我哪有今天？想想过去，比比现在，跟着共产党，才有好日子过。奖励了我两头大黄牛，其实是大家互助生产的结果，今后咱们一起使用，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多作贡献。”其次，李顺达在1944年、1946年冬季太行边区两届群英会上分别被评为“生产互助一等英雄”、“合作劳动一等英雄”，并奖励了一头大黄牛。再者，李顺达在群英会期间开阔了眼界，比如选择优良品种，提高生产技术等，促使他认识到互助组有继续向前发展的潜力。群英会后，李顺达回到西沟就大力提倡改种“金皇后”玉茭新品种，并实行温汤浸种、拌种，结果既提高了产量，又减少了病虫害，当年全村多打玉茭七十多石。这些都成了李顺达互助组巩固和发展的资本，也使李顺达个人生活史成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独特的时代象征。

　　李顺达互助组在西沟村的发展，引发了其它村庄学习“组织起来”、“发家致富”的生产经验，掀起了平顺县区互助生产发展的高潮。到1947年7月，全县共成立了互助组427个。而且，互助组织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包工、合犋、打拔、合伙、记工、变工等多种互助形式，保证了战时农业生产正常进行，支持了前线战事，也使得灾民们顺利地度过了饥荒。更加起到表率作用的是，李顺达1946年制订的五年发家计划提前两年顺利实现，不仅在组内赢得了赞誉，而且得到了县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奖励。1948年11月，中共平顺县委在李顺达家中召开了庆功会，中共太行区党委赠送了写有“平顺人民的方向”的锦旗，太行行署赠送了写着“革命时代，人民英雄”的奖旗。是年底，为再次表彰李顺达互助组“英雄发家，全村致富”所取得的成绩，中共太行区委、太行行署又授予李锦旗一面，上面写着“翻身农民的道路”。

　　可以说，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在响应“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和“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号召下，度过了灾荒，丰衣足食、发家致富也成了现实。对于已经翻身的西沟人来说，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西沟村的巨变已被证实；对于边区政府而言，李顺达互助组不仅改变了每一个组员的穷困生活，穷山沟变得富裕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生产实践支持了革命事业，支持了根据地的建设，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榜样，使得“组织起来”、互助生产作为“翻身农民的道路”的决策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验。因此，李顺达及其互助组被作为模范和典型来引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备受关注，既有其内在因素，也有着国家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李顺达互助组也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以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走过了六个多年头，其意义巨大，毋庸置疑。随着革命战争在全国的基本结束，塑造模范，为土改后中国广大农民生产和发展提供榜样成为中央领导层考虑的重要问题，李顺达互助组此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的理想典型。一方面因为他组织西沟农民战胜了灾荒，支持了革命，更重要的是1949年李顺达互助组开始广泛地将互助合作与提高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将西沟村的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0年秋收，全村21户，107人，房屋106间，土地212亩，每亩产量二石二斗七升，共产粮食四百八十二石六斗，超过了战前一倍以上。而且，李顺达十分强调组内学习政治文化的重要性，经常通过阅读报纸杂志等来提高自己和组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准。此外，我们从李顺达互助组在建国后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在引领中国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时的付出和努力。比如1949年、1950年和1951年李顺达先后三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并鼓励他“要好好建设山区，绿化山区，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1950年，李顺达出席建国后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获得了全国劳模的光荣称号。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享有如此高的荣誉，李顺达的身份、角色，李顺达的家庭，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很快地被提升到了国家的层次。他的生产实践，已不仅限于发家致富，解决温饱，互助组的发展经验成了全国农民“组织起来”、互助生产的样本。因此，李顺达和他领导的互助组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化了，上至党政机关报刊，下至地方报纸，以及广播、电视、戏剧等，大力地宣传李顺达经验，政府部门还专门派遣了新华社记者和工作组长期进驻西沟村，将李顺达互助组的日常生活生产情况反映到上层部门，介绍到广大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在李顺达个人生活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从新华社山西分社1951年5月25日关于李顺达互助组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向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李顺达及其领导的互助组被国家化的经历。该报告从李顺达家庭、互助组、向全国挑战情况、李顺达的搬家问题和如何帮助李顺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汇报。比如互助组在向全国发出挑战以后，由于土地、居处都很分散，统一安排生产较为困难；而且有的组员表现落后，路河山为避免四个孩子参军，将其分散到林县等地种庄稼，在组内不愿意积极互助生产；还有一些组员因私人问题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尽管李顺达基本上解决了组内出现的新问题，但是驻村工作组仍然认为组员的思想与李顺达的先进思想存在较大距离，因此如何加强全组的政治思想教育，继续激发组员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工作组在西沟村工作的一个重心。

　　再如李顺达的搬家问题。平顺、潞城和长治地委部分干部认为西沟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将来新式农具（如大型拖拉机）的使用，怕影响李顺达互助组的发展。于是地委特向省委征求意见，李顺达可否搬迁到耕种条件较好的村庄，而李顺达本人也非常同意地委的意见。此外，李顺达每天都很忙，主要原因是参加各种会议、展览会、报告会等，还有全村的生产和支部工作，尤其是向全国各地劳模发出挑战后收到了大量的挑战书和材料，而自己又没有时间去答复。“这亦是李顺达感到和积极要求搬家的原因，现在地委已决定给他配备一个秘书，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而山西省委在1951年4月5日发给长治地委的一份关于加强对西沟村工作领导的指示中，对李顺达互助组在国家与村庄间的重要性表达的更为直接：“劳动模范李顺达成为全国农业生产中的旗帜，西沟村爱国生产的态度和先进经验均为全国各地所重视。为了把西沟工作做得更好，除省委另派专门工作组前往外，地委必须十分重视西沟工作，经常注意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同时随着西沟工作展开，平顺要争取成为模范县。望能加强领导，并把情况和经验经常报告给我们。”

　　三  农业合作社

　　早在1943年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就已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为了推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基础上发展了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该决议也标志着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起步。

　　我们知道，山西作为革命老区，其互助组基础深厚，历史较长，李顺达互助组即是典型。尤其是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已基本解决，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准，而李顺达在1947年就已是新富农成分了。因此，山西省委便有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战略构想。可以说，中共长治地委在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当然，这主要得益于革命老区有着较为丰富的互助生产经验，也是为了克服在“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发展中互助组出现的富农方向、自由发展、单干涣散等现象。这即是李顺达互助组走向合作社的历史条件。

　　但是，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在迈向合作社时并不顺利。作为全国劳模，李顺达积极响应试办合作社的政策，而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对李顺达所冒的“风险”进行慎重考虑，因为此种选择从根本上涉及一个劳模形象的塑造问题。1951年3月27日，长治地委召开了互助组代表大会，正式提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李顺达等参会的互助组代表都要求试办合作社。但大会上，李顺达第一个被地委否定了，理由并非李的互助组没有能力走向合作社，而是因为“李顺达互助组影响大，还是更慎重些好，加之他们刚向全国发出爱国丰产竞赛倡议，不要再因试办合作社分心”。此外，西沟地域内的各村庄较分散，以合作社的形式统一生产和分配也面临着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李顺达试办合作社的要求未得到上级的批准。时隔半年之后，即1951年9月，李顺达参加了由平顺县委组织的郭玉恩试办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观摩会，对于一个全国劳模而言，李未能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起到带头作用，其无奈的心情自不待言。因此，观摩会后，李顺达便主动地在互助组内初步筹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对李顺达积极创办合作社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李于1951年10月底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第三次亲切接见，毛泽东对李顺达提出了努力建设山区的期望，更进一步地增强了李创办合作社的决心。是年12月10日，李顺达克服了一些“特殊待遇”的限制，在原有互助组的基础上宣告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正式成立。全村51户，入社的26户，占到51%，李顺达被选为社长，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并制定了合作社章程。 1952年秋后，李顺达为了突出山区建设的特点，将合作社改名为“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时期，有几件事情对于我们理解李顺达个人生活史至关重要。首先，李顺达在1952年爱国丰产运动结束后，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颁发的唯一的一次全国最高奖项“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这主要得益于李顺达互助组在西沟村近十年的巨大发展，以及在支持国家建设中所发挥的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1951年李顺达带领互助组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在捐献“爱国丰产号”和“新中国农民号”飞机的竞赛运动中，李顺达互助组共捐献了51.2万元，李顺达本人两次带头捐献了15万元；在1951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李顺达互助组共23户，耕地224亩，每亩平均产量382斤，较战前增产109.9%，该组被誉为“全国丰产模范互助组”，并获得爱国丰产奖状1份，奖金500万元，李顺达也获得爱国丰产奖章1枚。

　　其次，李顺达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的一员于1952年4月27日至8月25日到苏联参观学习的经验，使他坚信要实现山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前景，必须农林牧全面发展。而李顺达回国后在山西省、市、县等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和农村进行的数十场访问苏联报告会，及大量媒体的报道，都为李的个人生活史增添了重要的具有国家象征的筹码。李顺达再次将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易名为“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而且，李顺达看到苏联山区建设得有声有色，“经济集体化，生活电气化”，使其“搬家”想法一笔勾销了，并制定了详细的三至五年建设计划。

　　再者，李顺达领导的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经验即《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并亲自编写按语收入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按语中指出：

　　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之后，李顺达便于1955年12月24日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转为西沟乡金星农林牧高级生产合作社，这一模范带头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其创办大社的肯定直接相关。

　　当然，李顺达领导的合作社也曾面临上述赞誉和鼓励之外的问题，即合作社出现了畜牧亏损、多报产量、“砍社”风波等问题。1953年7月5日，长治地委向山西省农村工作部递交了一份“关于李顺达社存在的畜牧亏损和去年多报产量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首先指出了合作社在牲畜方面严重亏损的问题：李顺达社自1952年9月将牲畜以作价入社、分期偿价的办法集中起来后，由于饲养管理不好，出现了牲畜变瘦、死亡现象，对此社员不满，干部发愁，问题相当严重。迫不得已，又于1953年6月17日将牲口退归原主，放下包袱，并适当作了赔偿。

　　分散那天，社员情绪是一方面埋怨牲口集中后把牲口养瘦了；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牲口回来了很高兴。南沟小山庄一户社员在牲口走进家门时，全家迎接，用手抚摸，没有进圈，就牵到山上放青草了。他们反映说“不用两个月，牲口就会胖起来”。只有三户因为入社将牲口调整卖掉了，很不高兴，反映“灾荒年我还没卖牲口，今天入了社，没想到会没牲口喂！”分散后几天，由于李顺达搬到前村，地方狭窄，又没有草料，他一共四个牲口，留下一马，将其余二牛一驴卖给这三户各一头，大家才又高兴起来。

　　同时，社内羊群因草源缺乏，加之冬雪天气，也出现了瘦死问题，最后也作了分散处理。加上牲畜方面的贷款、杂项等开支，是年李顺达领导的合作社至少亏损近四千万元。因此，长治地委的意见是请求省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该社势必垮台。

　　对于多报产量问题，通过深入调查，报告认为该社1952年向上报奖数字为每亩平均四百四十二斤，经检查每亩实际平均三百七十二斤二两，与原报数相差六十九斤八两。长治地委认为应由驻社干部陈杰负责。因为李顺达去年四月至十月间到苏联参观学习，回来后没住几天（当时正开始收秋），便到各县做访苏报告，而且省里开劳模会他也没回到社里，就直接从各县到省里，之后又到各县作报告，具体数字全是驻社干部给他提供。

　　报奖时，由于当地气候冷收割较晚，加之会计水准太低，当时确实未弄清；但当省劳模会后，粮食已分完，本应及时声明，但经陈杰等几人暗中商量，不但没有向上级反映，连社员也不知道究竟打了多少粮食。今春扩干会进行反假报告时，他们也未报告。五月份中央农业部派人来检查，他们害怕从账上查出漏洞，经陈杰等人征得李顺达同意，另外写了一个假分配单，七拼八凑勉强地弄够亩均四百四十二斤，把中农部几个同志哄走了。后来李顺达觉着不妥，想向县委说明，有一次到县委会可巧很多人在场，他没有说，又返村了。直到这次修订增产计划，在澄清去年基础时，发现有问题，李顺达怕基础弄不好，以后更没办法，才叫驻社干部和会计把底细谈出来。

　　最后，地委报告认为多报产量问题说明地委和县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需作深刻检查，李顺达本人虽然事前不知道，但当了解底细后不但没有及时向党反映，而且还同意了陈杰等人的隐瞒行为，应给予批评教育。而陈杰不但没有正确贯彻培养劳模政策，反而虚报产量，隐瞒真相，捏造假账，欺哄上级，应由该县给予适当处分。会计张来全等人，虽不做主，也应给以深刻教育。

　　省委农村工作部对李顺达合作社问题的处理意见与长治地委基本一致，只是重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该社近四千万元的损失，请求省委帮助解决一部分，否则影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二是对于多报产量问题，李顺达本人应做检讨，对于驻社干部应给予处分，因仍够“一等丰产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标准，李顺达的劳动模范等级不变。由此可以看出李顺达在村庄与国家之间扮演的劳模角色使得其合作社具有存在同类问题的其他合作社所没有的实践特征，而这无疑会增进我们对集体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阐释。不过，在此还需对长治地委报告补充一点说明，即其报告原有五个部分，除亏损和多报问题之外，另有关李顺达合作社1953年生产计划及分配问题三个方面，但省委农村工作部在将长治地委报告呈报省委时把生产计划部分删掉了，只将前两个问题上报给了省委。这其实凸显了省委和地委在李顺达合作社问题上所产生的张力。对李顺达合作社生产计划的否定可能直接起因于其牲畜亏损和多报产量问题，也暗含了整顿合作社的意图，但是，李顺达具有全国劳模的身份，无形中又促使他提前进行生产分配规划，其实是发挥模范作用的重要一环。

　　办社的第一年，虽然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李顺达合作社农业增产，副业增收，社员收入明显地好于单干户。因此，到1952年底没有入社的农户要求入社，结果合作社扩大到了47户。1953年8月，李顺达又将西沟村域内的沙地栈、南寨和池底三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村，入社农民达到203户。随着李顺达合作社不断扩大，在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1954年，西沟村大搞治山治沟，摊子铺的太大，用工太多，投资也过大，到年底人均收益虽有提高，但公共积累比上年减少了50%多，工分值从8角多降为3.6角。一些社员认为在合作社里吃了亏。作为社领导，李顺达、申纪兰等人则教育社员要把合作社这种生产体制和创办合作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区别开来，要坚信合作社的集体化道路没有错，要相信通过不断完善合作社管理和生产组织，可以解决社内出现的诸多问题。

　　事实上，李顺达合作社问题的产生有一个背景，即1953年夏天华北地区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势头，对此，华北局还专门向中央汇报了有关情况。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超过了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同年5月，邓子恢也指出了合作社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般的停止发展，以巩固为主；而且社内户数的扩大以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限，如三十户的社再扩大七、八户，二十户的社再扩大五、六户，否则，盲目扩大的太多，就不容易“消化”。而李顺达合作社自1951年12月成立时的26户，次年年底便扩大到47户，1953年夏社内户数则达到203户，所以1954年出现社员用工过多，分配比往年减少一倍多的问题似乎难以避免。

　　因此，在全国农业合作社急躁冒进及对其进行整顿巩固（即所谓的“砍社”风波）的大背景之下，李顺达合作社再次受到山西省委政府的“特殊待遇”顺理成章，因为李是全国劳模，他领导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对其他地区办社意义重大。1955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第三书记杨士杰专程到西沟村检查指导工作。杨认为李顺达合作社办得大了，办得早了，遂指示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再分散为南寨、西沟、池底三个小社。很显然，杨士杰在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试图对李顺达合作社做出调整，但是他也忽略了李顺达领导西沟村进行互助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所取得辉煌成就。结果，李顺达等社干部带领西沟社员顶住了省委的“砍社”风，并说：“社大规模大，地界山界麻烦少，便于同一个山系水系综合治理。而且入社是社员自愿的，办合作社是党的号召，走回头路行不通。”结果，李顺达合作社非但没有分为三个小社，而且两三个月后又将老灰沟的“黎明社”兼并到本社中。这样，李顺达合作社便由原来的203户又增至283户，入社农户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97%。之后，又于1955年12月24日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转为西沟乡金星农林牧高级生产合作社。可以看出，尽管李顺达在组建合作社时有些“落后”，但是其合作社发展的冒进倾向则与李追求模范带头的心理直接相关。

　　四  金星人民公社

　　1958年8月，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一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的社会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大地上的崛起，随后在“人民公社好”的赞誉和响应中，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年的8月19日，以西沟金星农林牧高级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西沟金星人民公社，李顺达任社长。全社包括西沟村域内的1207户，4996人，总面积10万亩，耕地面积7000亩，牲口500头，羊3500只。不过，在西沟金星公社的各项工作还没有就绪的情况下，平顺县委又于10月7日将原西沟、龙镇和杨威3个乡的25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社址设在龙镇，社名仍为西沟金星人民公社，李顺达仍担任社长。全社农户增至3680户，14862人，总面积282500余亩，耕地面积24300亩，牲口2192头，羊8411只。李顺达所在的西沟村则成了大公社的一个管理区，辖14个生产队，林业队、副业队和畜牧队各1个，而且李顺达和申纪兰二人均为不脱产的公社干部，主要集中领导西沟管区的生产发展。但是，李顺达担任金星公社社长的“虚位”则使得西沟人在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等极端化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受损较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大公社一成立，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的口号下，抽调大批劳动力组成营、连、排、班，放着成熟的庄稼不收，而分别到白家沟和壶关大炼钢铁，到百里滩修水库。此外，还把各户的粮食统统收集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而且原来25个高级社的公共财产无偿地归公社所有，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成片林子和零星树木名为作价入社，记入了往来账，实际上等于无偿归公社所有。各高级社与社员之间的债权债务也统一到公社处理。公社还统一确定了分配扣留比例，实行全社统一分配，并规定大公社所有收益40%作为社员分配，60%归公社作为公共积累。社员的具体分配则再次分为“供给制”与“工资制”两种，各占50%。最后，还从省里请来专家设计了金星公社的共产主义蓝图，即搞办公大楼和“三宫”（文化宫、养老宫、少年宫）、“六院”（幼儿园、敬老院、电影院、剧院、医院、疗养院），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

　　后来经过反“五风”调查核实，这一系列的所谓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公社减产减收，比1957年减产31%，减收24%，却浮夸虚报全社亩产1000公斤，人均收入比1957年提高了80%。而以李顺达为首的西沟管区则因李长期坚持在农林牧生产的第一线，区域内的庄稼并没有因出现混乱而遭受大的损失。相反，西沟的粮食生产在公社化运动中亩产达到了227公斤，比1957年每亩增产15公斤，社内总收入增长17%，人均分配收入也增加了11元，提高了16.8%。可以说，李顺达带领西沟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各地狂热的公社化运动中是不多见的，而且确保了社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实现。

　　尽管李顺达实事求是地为金星公社不断努力，但众多社员仍旧忧心忡忡，担心“五风”终将会使西沟村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就在大公社的人们还沉浸于“大跃进”的美梦中尚未惊醒过来时，一场连续三年的灾害让狂热中的人们经历了饥饿、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恐惧。面对罕见的灾害，西沟村也遭受了损失，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据统计，1961年，每亩产量减为200公斤，总产量减少了4.5万公斤，社员口粮也由原来的191.5公斤降为142公斤，减少了49.5公斤，荒山造林三年期间仅有1000亩。但是，令西沟社员群众感到欣慰的是，李顺达等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带头商议了战胜灾害的一些措施，如在经营管理上，主张立即恢复生产队的“四定”（定土地、定劳力、定牲口、定农具）、“三包”（包工、包产、包财务）、“一奖惩”（超奖减惩）的责任制，从而突出了生产队的作用；规定社员每人留5厘菜地，补偿食堂饭菜之不足；还对小井脑等4个历年产量很低的小山庄，将土地下放到户，实行“名誉社员”；此外还专门对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依靠集体渡过难关。

　　在一个由“两条道路的斗争”主宰着农民社会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时代，李顺达等人的“措施”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而这样一次“历险”则与李对社会主义前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理解和判断紧密关联，即“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变，但如何奔向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起点。西沟地域辽阔，40多个村庄，只能有的以队干，有少数以户干。”之后，随着“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的相继出台，以及反“五风”和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等，李顺达领导西沟大队实行的“四定”、“三包”与“一奖惩”责任制更加完善。还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每户还可以私养1-2头牲口，并于1962年春解散了公共食堂，将自留地由5厘增加到7厘，从而促进了西沟的生产发展，顺利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当然，李顺达领导西沟大队因地制宜的生产实践也经历了诸多波折，但是凭借其全国劳模的身份，在处理村庄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李则以相当大的自主性保障了群众利益，顶住了“歪风”对西沟人的冲击。正如李顺达所言：

　　一次，上边有人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归公，不这样做，就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翻开六十条一看，允许社员在房前屋后栽树。我又分析了西沟的具体情况，共有土地29000多亩，1800多口人，住在40多个村庄，有几十户一个山庄的，也有几户或一两户一个山庄的，他们房前屋后空地方大得很，我想社员种了树总比荒了好。社员有几棵树，他自己管，还能得点利，要没收归队，谁去管？因为这儿三棵，那儿两棵，派专人管，也不好办，对社员、集体都不利。我们住在深山里，社员吃个梨呀、苹果呀，很不方便。于是我们党总支开会决定，不仅不没收社员的树，还要帮助社员发展果树，提供树苗、农药，传授技术，帮社员代销果品。

　　有的社员担心李顺达的劳模形象会受到影响，多次告诫他：“老李，你这是硬碰硬，你多想想。”而李却说：“这是实事求是。我们西沟有西沟的情况，不要紧吧。”由于李顺达讲了真话，从西沟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大队生产，较好地实现了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在社员群众中更加巩固了其全国劳模的形象和威望。

　　但是，在那个政治狂热充斥于每一个角落的时代，讲真话、办实事很难，也很危险。而李顺达坚持“共产党员一定要讲真话”的信条就使得其在自己的劳模生活史上遭遇了一次挫折和打击。1964年，全国上下开始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学大寨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充满意识形态之争的“政治大革命”，以普及单一的生产模式为标志的运动极端地在广大农村蔓延了十余年。李顺达在公社时期的不幸遭遇主要起始于农业学大寨运动。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早在1963年初便开始向大寨学习经验了，这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是较早的，而李顺达也是全国第一个学习大寨的劳模。之后，李顺达又曾多次带队到大寨参观学习，并在西沟大队推行了大寨的自报公议生产劳动分值记分法，生产中实行“三深”耕作方法等。到“文革”后期，随着将大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经验在全国农村推广，使得李顺达对盲从地学习大寨经验提出了质疑，这也许是一个劳模凭借几十年革命和生产实践做出实事求是的本能反应。

　　但是，李顺达却因此遭到了诬陷和批判，被冠之以晋东南“反大寨势力”总后台的罪名。李顺达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上边大张旗鼓推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记工法，他说这不适合西沟的情况，但也不敢硬碰，只是摆出了一个事实：西沟大队社员居住分散，有好多一两户的山庄，社员多是一个人或一家人作业，要实行自报公议，很难。最后，西沟大队仍实行“定额记工”的老办法。随后，长治地委在一次大会上专门批评了李顺达的做法，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你不割；先进记工法，你不推广；生产队越划越小，把12个生产队划成17个队，别人大踏步前进，你是大踏步后退。”倘若如此，我们相信西沟一千多的社员群众也不会对李顺达的选择唯命是从的。但是，历史却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一个全国劳模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集体利益，为了国家利益，经受了巨大的挫折和不幸。

　　实际上，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大队没有盲从大寨经验，是因为他们从学习中汲取了教训。在一份有关为李顺达平反的材料中，我们发现了西沟村学大寨的具体情况：

　　学大寨，收了社员的自留地，在1969年至1978年间，仅有一年给社员分过三十斤自留地粮，其余九年全由集体耕种；学大寨，不惜工本搞人造小平原，1973年动用机械、炸药，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把二十多块的九亩八分地搞成了一块小平原，增地仅一亩二分，开支达四万元，干部还鼓励社员“学大寨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学大寨，造小梯田，为了整齐好看，垒石堰，用了三个冬春的时间，投工三万个，开支三万元，吃粮三万斤，结果只增了二亩地；学大寨，想新的干大的，投工三万个，花钱一万六千元，修涵洞五百米，增地只有15亩；学大寨，推广大寨评工记分法，但又推广不开，实际上还是以产计酬，对外都不敢明说，表面上还讲大寨那一套；学大寨，粮食分配搞自报公议，结果报得多，粮食少，行不通；学大寨，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修大寨田砍掉六百六十多棵核桃树，每年至少减产七千斤核桃；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一是砍了党参，1969年党参总产一万斤，收入一万五千元，到1976年只产千斤左右，1977年就不种了；二是砍了麻籽，过去总产麻籽二万二千斤，社员吃油二斤多，后来地边不种了，社员吃油很困难；三是停了拖拉机、汽车运输，过去运输副业收入一万五千元，因为认为方向偏了，后来就不敢搞副业了）；学大寨，建设新农村，先后拆了二百间房子和窑洞，盖新房二百七十间，花钱十三万多，为了建设新农村，还把能住的房子也拆掉了；西沟学大寨十多年，储备粮由原来的六十万斤，减少到现在的三十万斤。社员们说，认真学大寨，不但受了害，还被当作反大寨的势力受了批判。

　　尽管如此，李顺达在1977年的“揭批清”运动当中被戴上晋东南反大寨总后台的帽子，并给其总结出了所谓的“十二条”罪状，反大寨便是其一。不过，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李顺达并没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立场，而是坚决捍卫了自己的劳模尊严和形象。比如，李顺达坚决否认自己的“十二条”罪状，尽管省委的一些领导多次动员他哪怕只承认一条，就可以当选十一大党代表。而李顺达则说：

　　我已经活了60多岁，从没向党撒过谎，今天叫我昧着良心说谎话，还给个十一大代表当。过去我当过党代表，也当过全国人大代表，但不是这个当法。现在叫我欺骗党，欺骗人民，骗取个人荣誉，当党代表，我不当！

　　结果，省委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李顺达中共十一大代表的资格。不过，让李顺达最痛心的还是西沟的生产因自己被批判而受到了重大的摧残。1978年夏天，李顺达从中央党校毕业回到西沟村时，晋东南地委专门派来工作组特意把高音喇叭架在金星公社大门外，居高临下地正对着李顺达的家，整天播放他的“罪状”和批判他的文章。同时，工作组还组织人在西沟大砍树木。可以说，正是凭借勤劳致富的信念，李顺达带领西沟人把一个石厚土薄的穷山沟变成了绿树成荫、瓜果满地的富山沟，他怎能无视西沟遭到的“虐待”。当他眼睁睁看着工作组将多年经营起来的六百多棵核桃树砍光时，便气愤地在院子里跺着脚大喊：“我犯了错误，树也犯了错误？我受批判，树也得砍光？”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一个享有至高荣誉的农民，以自己最真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充满政治狂热年代的荒诞和无奈。

　　幸运的是，这场由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发动的批判李顺达的错误运动，在晋东南地区遭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抵制，特别是在西沟，诬蔑李顺达的一切“罪状”没人相信，也没人响应，于是对李的批判很难展开。在运动中，李顺达的省委常委、革委副主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平顺县委书记等职务全被撤销。当有人试图要撤去李的西沟村党支部书记一职时，西沟的群众和党员则说：“老李的总支书记是全体党员选出来的，要撤也得我们同意。”所以，在李顺达遭受挫折的几年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职务即村总支书记。而且我们相信这也是李顺达在挫折中感到最欣慰的一点，其劳模旗帜不倒，是因为他代表了群众的利益，赢得了群众的支持。直到1981年5月，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介入，山西省委才不得不停止对李顺达的批判，并为李顺达及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劳模、家属、子女、亲友等彻底地平了反。

　　五  结  语

　　李顺达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顺达在村庄与国家间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作用。从李对“组织起来”的朴实理解中就能看出，作为农民个体，追求生存保障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政治符号，又促使其必须将个体生活的满足与国家革命和生产紧密地衔接起来。而这样一种关系的出现也使我们理解塑造一个劳模典型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在对李顺达冷静客观的历史评价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就最初参加互助合作的李顺达等几户农民而言，其最直接的动因是灾害和饥荒。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是这些贫困农民除了逃荒讨饭之外，摆脱饥饿与死亡威胁的唯一理性选择。而当地中共政权各级干部对李顺达合作社的扶持与资助，尽管初衷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但也都清楚地意识到农民的利益，注意迎合农民的愿望。历史的实践表明，李顺达领导下的西沟村互助合作并不完全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农民自身巨大的能动力量完全可能达成进步的政治目标。

　　其次，李顺达作为一个“政治标本”，在新体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韧毅力、牺牲精神和典型的农民式的生存智慧，令人感佩。没有文化的农民政治家的视野毕竟有限，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中，李顺达这样的农民政治家既能成就空前绝后的辉煌，也可能遭遇前所未有的灾难。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政治忠诚和政治表现的“新德治政体”开始向以效率原则为轴心原则的“绩效体制”转变，但政治忠诚和政治现象仍是一条很重要的价值标准，政治地位也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层维度，所以，李顺达这样的标本仍在不断地被树立起来。

　　当然，“树立标本”是任何一个政党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它能够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将其升华为党的意识形态符号，用以表达各项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这样，它就非常巧妙地在两种政治文化之间搭上了桥梁，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增加了精英文化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能见度”，又将精英话语灌注到日常生活之中，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普通大众的价值取向和解释框架。

　　（行龙，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