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使根据地的生产自救同对敌抗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生产自救甚至可称为关系根据地生死存亡，抗日能否持久的关键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灾荒的论著很多，但就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生产自救问题的研究却仍有待丰富，本文拟通过抗战日报中关于根据地生产自救的报道和地方档案，考察和分析根据地生产自救工作的基本形式。
一
从抗战之初，太行山区根据地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首先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太行区除平汉线西侧和黄河北岸有少量平原外，大部分是山地，属于历史上的十年九旱之区。抗战之初，虽然各地水、旱、蝗、雹灾害不断，但范围较小，对整个根据地的影响还较为有限。1941年秋，太行区冬季雨雪稀少，1942年春出现大面积旱情，全年粮食大幅减产。从1942年秋末开始，旱灾继续蔓延，形势更加严峻。据1943年5月20日《申报》载：“华北各省久旱成灾，灾民众多，惨况空前。……华北灾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一部分，以全面积计算，四省人口约一万万之中，灾民至少占三分之一。”旱灾之后，水灾、蝗灾连绵不断，灾情乃更惨……“历史上亦少见”。山东省内“草根树皮，掘削殆尽，仰山〔药]投缳，时有所闻”，整个灾区“地同沙漠，水草不生”。山西省内则是既罹旱灾又遭蝗灾。“赤日曝晒，大秋作物，己种上的旱死，未种的己不能种。”山西太行区的左权、黎城、潞城、平顺也遭到了严重的灾害。蝗虫遮天蔽日，疾病流行，有的人拍卖家产，以求一餐温饱，有的人出卖青苗换吃，有的屠杀出卖耕畜。1944年，未绝的蝗灾又危害了太行区六十万亩良田，入夏以后，陕西省全省分别遭到旱、蝗、雹、水灾害，被灾地区达59县。“河南旱蝗风雹诸灾相乘，被灾42县，尤以蝗害为重，蝗虫到处食尽禾苗，灾民衣食无着，难以卒岁。”山西更是飞蝗肆虐，被灾17县，灾民17万以上。除晋城无法统计外，其余16县共被灾173编村，田306000多亩，最厉害的田垄间积蝗四五寸，秋禾食尽，民食无着。频仍的自然灾害使整个华北地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地处山区的太行山区根据地更是因其环境的恶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太行区）平辽路东四县统计灾民达48449人，因灾荒而病饿死者4000人，平西一个四十五户的村子，饥民114人，其中有一家把老婆换了一匹半布，儿子换了一石小米。在1942年的严重灾荒中，武安临城不少村庄的富裕中农每日也只可吃到小米两合了，吃糠户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至于卖妻鬻子者，数见不鲜。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从1940年以后，敌人对太行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对根据地的封锁，特别是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密。由于自然灾害的侵袭，粮食成为最宝贵的物资，日伪军疯狂地在太行区抢夺粮食。1942年8月，长治的日伪军分十路包围三十多个村庄大肆抢粮，仅宋庄、白兔、河湃三个村，就被抢去五万二千多斤粮食。同年10月，日伪军在武乡韩壁一次抢去十多万斤粮食。残酷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从平原到山地，没有不被摧毁的村庄，没有不被抢掠的村庄”。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在经过四年的战争消耗后，根据地原有的社会积蓄己大部用尽。这就使根据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灾荒对根据地的影响越发严重。
不仅粮食短缺，抗战中期根据地还面临着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战前太行区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亩地，1942年每个劳动力平均要耕种30至40亩。冀西六县的牲畜平均减少了39%。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农村更为悲惨，从1939年到1942年，陵川县敌占区和国统区死亡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9.04%，其中13个灾情严重的村庄，饿死和逃亡的多达2700多人，占总人口的36.9%。修武县原有人口19万，到1943年底仅剩14万。如何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保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抗战的顺利进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首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从根据地建立之初，发动最广大人民的生产运动，扶弱赈灾就一直是共产党施政的主要内容，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根据地严峻情况的出现，生产自救在机构设置和组织形式方面更加具体和完善。1944年中共中央在总结各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指示：“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组织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一场以开源和节流为主要手段的生产自救在太行山区根据地深入展开。
二
1943年，太行区的灾荒继续蔓延，形势比1942年更为严峻，其中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1943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召开研究太行区经济建设的会议，强调在救灾工作中把生产作为中心环节。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先后发出紧急号召和指示，要求把救灾同生产结合起来，以生产为中心，克服灾荒，渡过难关。此后，太行区的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开展了以“开源’为主的生产渡荒运动。
从劳动力看，“开源”的首要任务是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生产。
在太行山区根据地不仅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全部参加农业生产，而且，长期以来只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们也被动员起来，开荒种地，开展纺织运动，并以此作为太行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194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三八"妇女节的指示中专门提到，要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尤其是家庭工业、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种生产，作为今后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目前首先必须动员农村妇女直接或间接参加春耕工作。而在1940年，仅屯留、沁县参加春耕互助组织的妇女就有一千多人，耕地605亩，养鸡23865只，种树10151株。在秋收中，还普遍地组织秋收小组，切谷小组等。屯留绵上村妇女更是在妇救会的领导下提出“不怕黑脸皮，参加生产去”的口号，她们组织互助组，集体打柴、担水、互助碾面，让男人专心耕作，并直接参加春耕，学习耕种。襄垣接壤敌据点某编村，“全村二百余户中，己有一百多妇女上地劳作。她们根据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组成了十多个互助小组，现己完成担粪任务，正进行刨地、盘渣、打圪塔，每日自晨至晚，很少休息”，“林县盘阳村妇女提出生产挑战，看谁家帮男人耕得好，并及早完成播种。”太行区各地涌现出了大批的女劳动模范。
参加农业生产之外，纺织运动也是边区政府在妇女中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之一。边区贸易局以低利贷款的形式为农村妇女解决纺织中的原料问题，再由各村妇救会负责组织纺织小组，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村中的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涉县全县参加纺织的妇女就有6162人。纺织运动的开展，一方面实现了根据地土布的自给，解决了部队的军需问题。一方面改善了家庭生活。武乡西沟村的妇女们通过纺织，除了自己穿的不算，每人都积下了百几十块钱。麻村一个媳妇靠着一斤花的老底子和一双手，给家里买了8亩地。
为了挖掘劳动力，在太行根据地，以前不参加生产的特殊人群，在战争与灾荒的特殊时期也投入到了生产自救的热潮中。1943年9月，沁源看守所里的自新人也参加了生产运动，计划做到粮食自给，“一星期内，共开荒廿二亩，熟荒六亩，准备下种小麦。有其他生产技术的亦有从事劳作。预计如能按原定的生产计划完成，则自新人的全部粮食，即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解决”。某地负伤休养的战士也不甘人后，积极参加生产，“撑双拐的坐到磨旁边罗面，挂一只臂的扫磨子，其余轻伤的都到地里打野菜，大家都有很大信心，要完成每人七十斤干野菜的计划”。不仅如此，太行区生产运动还提出“把‘二流子’动员到生产中去”的口号。要求各村展开调查，将那些从前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二流子”进行改造。通过开会批评、斗争、具甘结、找保人的方式，督促他们走上正路，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困难，制定生产计划，使他们尽快投入到生产运动中。
从物质资料方面，边区政府通过发动大规模开荒和采集代食品运动，解决粮食不足问题。
恢复和扩大种植面积，是根据地生产救灾的重要一环，为此，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军民开荒种地。1943年8月，太岳一分区司令部下令停止工作三日，突击开荒种菜，计划开荒50亩。二分区动员群众干部采集野菜树叶，部队保证粮菜半年自给，三分区某团动员全团官兵开熟荒下种荞麦。四分区某团共开荒地130多亩，租借老百姓熟地70多亩，全部种的是菜蔬，不仅实现自给，而且还卖了两千多斤。在“开荒好比上战场”的口号下，根据地的青年儿童也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如黎城的青年儿童编成开荒营，将荒地划分许多小块，各标以北平、太原、南京等字样，荒地野草比做敌寇汉奸，青年们分成几连踏上“战场”，收复“失地’，展开杀敌竞赛。据不完全统计，辽、榆、黎三县青年儿童，共开荒在六百亩以上。在开荒地同时边区政府提出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抢种、补种和改种，要求“不荒一亩地，不空一茎苗”，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收入。屯留全县在1943年9月的一场雨后，补种荞麦万余亩。冀氏全县雨后共种荞麦七千二百余亩，其他菜豆、小豆亦甚多。另据有经验的老农介绍，在种麦时，可在麦苗中间插种菠菜、芥菜，开春时便可吃到嘴里。此类生产经验通过报纸的宣传迅速在各地普及，带来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冀氏县二区在秋粮还未成熟的8月，号召各村赶种油菜，突击锄草，并由政府提供菜籽，以解决春荒问题。根据地开荒、补种、抢种部分地解决了当地的民食问题，成为“渡过43年严重灾荒的一个决定环节”。
此外，代食品的开发和采集也是根据地渡过困难年代的主要手段。沁源全县响应边区政府号召，计划采集代食品顶粮四万石。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县里召集有经验的老农民举行座谈，向大家介绍采集代食品的经验，要求每个老百姓要采二斤橡子、廿斤干野菜、一升松子、五十斤连翘及其他药材五斤，以代替一百五十石粮食食用。此后，各村纷纷相应号召开展打山果运动。正义村全村三闾人家一个星期内，共采糖梨、橡子三千七百三十二斤。下庄群众十天内，光山桃就采回一百六十担，李城群众一天就采集糖梨90担。安泽六区的老农提议，一家腌两缸酸菜，一缸酸菜能顶一缸米。屯留的史县长更是将本地群众度过荒年的经验，介绍给《太岳日报》以便推广，在报道中，史县长提出了20种代食品供各地采用。（一）杏叶、槐叶、榆叶、桃叶、梨叶，煮熟晒干，磨成面，拌入十分之二的粮食，可煮粥、蒸馍馍。（二）山刺棉炒干碾细，不用拌粮食，可当炒面吃。（三）灰菜籽、油草籽、毛毛草、背背草炒熟碾成面，拌上粮食或菜蔬，可蒸馍馍或当炒面吃。（四）槐树籽煮熟用冷水泡，去掉苦味，碾成面可吃。（五）荞麦秆、玉茭皮二者一掺和碾碎可煮粥。（六）大麻叶、豆叶在秋收后用开水煮过，可腌酸菜。（七）柴树籽煮熟用冷水泡过晒干，一斗能碾斗三升面，夏天可做凉粉吃，冬天可蒸馍馍。（八）油糠、茭子壳可拌粮食磨面。
根据地的生产自救是在军民合作、共同参与中进行的，在动员群众大量采集野菜树叶渡过灾荒的同时，根据地各部队也都制定了严格的采集代食品任务，争取实现生产自给，减轻群众负担。太岳三分区某团储存冬粮，要求每人采集野菜十斤。二分区在动员干部群众采集野菜树叶的同时，提出部队保证粮菜半年自给。
渡荒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在边区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太行区军民被最大限度的发动起来，通过开荒种地，采集代食品，扩大和丰富了粮食来源，缓解了灾情。但仅靠“开源”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节流”是太行根据地生产自救的另一主要手段。
三
开展社会互济运动是根据地救灾的一大特点。为了渡过抗战困难时期，全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普遍开展节约运动。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厉行节约，一是打击贪污浪费现象。
太行根据地的所有部队及地方干部，都普遍实行配给制，过着十分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灾荒发生后，太行区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官兵自觉地同群众同甘苦，每人自动减少一部分口粮，减轻地方负担，援助灾民。1943年9月，太纵供给部进行公粮大检查后，将过去节余下的2500斤马料全部交回政府。并在军人大会上讨论决定，从9月份起到年底，4个月不领办公费及冬天烤火费，从自己生产节约项下设法解决。1943年前，太岳行署每月的办公费规定在1600元，但以往每月总是花到两千多，超支出去不能报销，只得从机关生产收入项下补偿。在实行节约后，“由于全体工作人员自觉地、尽可能把工作移到白天做，黑夜里省下了灯油；许多公函信件都利用了废纸或有字的纸两面写，节省下一大笔纸张费，所以七月份里的办公费才花了九百多元，这是从来没有的好现象”。8月，行署又对部队节约做出紧急指示，要求自8月16日起，每人每月再减食4两到5两，前方部队每人每日小米斤3两，或麦子斤15两。后方军政机关与民众团体每人每日小米斤2两，或麦子斤11两。游击队与后方警卫武装（公安局等在内）每人每日小米斤3两，或麦子斤12两。洪洞县政府在1943年8月制定节约办法，其中做饭粮食制度规定：一，按人多少下米和面，尽可能保证不留剩饭，偶尔剩下，亦要留到下顿吃，不得随便抛弃；二，吃饭时不能往地下掉，一粒米、一条面掉在地下必须拾起来吃了；三，不能用小米磨面或换其他东西吃。财物制度规定：一，写信时尽可能利用废纸，开收条写便条时，尽可能利用印刷文件时剩下的纸条；二，一个信封用两次；三，包裹文件一律用废纸；四，个人学习笔记本，一律不得用公家的纸；五，厨房黑夜不准点灯；六，每科每两月发洋火一盒，不准吸烟用等等。
党政军机关厉行节约的成果是显著的，仅1942年度的不完全统计，全区节约1261700多斤小米，其中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直属单位节约了39980余斤，全数救济灾民。
节约之外，是禁止贪污浪费。对此，1943年8月太岳区党委专门发布了“关于杜绝贪污浪费公粮的紧急决定”。对抗战期间存在的粮食浪费问题做了细致的规定，要求各级党员揭发集体和个人贪污浪费的事情，并建立审计制度，同破坏粮食制度者作无情斗争。在这一决定的指导下，边区政府严厉惩处了一批贪污粮食的领导干部，大快人心。绵上仓库主任张国权贪污公粮10278斤14两，经县府派员核实后，张被押送第七专员公署法办。第五区交川编村村长杨贵忠因私盗公粮讨好其情妇，而被全村四百多群众开会罢免。太岳纵队政治部也对部队内部的各机关科室进行了大检查，发现了多种贪污浪费现象，如保存粮票不交公家，拿粮票换白面煎饼，有的拿粮票换芝麻、西瓜、豆腐、豆子、盐，拿粮票换斧头、瓢等用具，有的把粮票折价买书，或作赔偿费，有的在反扫荡中丢掉粮票，或把粮票送人。对于涉及这些现象的单位和个人，太纵政治部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以提高干部士兵的思想觉悟。
为克服根据地严峻的粮食危机，边区政府还对乡村生活中涉及浪费的风俗以及一些地方恶俗进行了坚决抵制。如农村中的传统娱乐活动——戏曲，在非常时期被作为浪费行为遭到政府批判。壶关县小居岭常家池、徐家侯壁村为了“谢神下雨”，1943年8月12日在村干部的组织下举行骡马大会，并在小居岭唱戏三天，该活动受到边区政府批评，认为属浪费粮食的行为，不仅浪费小米3石，而且使村上的生产救灾工作受到影响。绵上白草村因在全区生产救灾期间，买了6付戏箱，用粮食180石，又请了6个唱戏的教师，每人连吃带挣一年10石，在《太岳日报》上作为浪费粮食的典型被批评。赌博这一恶俗长期以来在太行地区较为普遍，几乎每村都有沉溺于赌博的浪荡子弟。随着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地的懒汉和赌徒，认为，目前正是进行秋收、种麦、积肥等生产工作，亟待组织全力进行的时期，赌博盛行，许多青年仍游惰于生产战线之外，正表明当地组织劳力问题是放松领导的。因之，不仅对浪费劳力的赌博要立即制止，并且要加强对组织劳力的具体领导。另一方面，赌博输赢动辄以千百元计，在当前全区灾情严重的情形下，确是惊人的浪费，应厉行禁止。
边区政府对根据地贪污浪费行为的整治，有力地保护了全区军民生产自救的成果，保证了根据地渡荒和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
对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来说，救灾历来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封建社会，政府的查灾放赈和民间自救共同组成了传统社会的救灾体系。从政府方面来说，赈灾大体经历三个环节，即由地方官员上报灾情，朝廷派员勘查，朝廷下令免赋放粮。这种政府行为最远辐射到府县一级，由地方官吏具体执行，并不直接触及乡村民众，其作用相对有限。从民间自救来看，虽也有很多地方绅商从道义出发开仓放赈，但在大面积灾荒的情况下，这种救灾行为也只是杯水车薪。传统社会的灾荒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残酷的社会自发调节度过，即人数众多的逃荒，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疾病的死亡，以及卖妻鬻子等等。民国以降，从中央到地方纷争不己争权夺利的各级军阀政府，不是无意建立新的救济制度，就是没有能力去进行灾荒救济，有时甚至连清政府的官样文章都无力为之，于是，民间自救成为应对灾荒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民众对灾荒的感知程度明显加深。
20世纪40年代太行区的生产自救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救灾体系，它第一次将饥饿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在频仍的自然灾害和抗战的严峻形势下，所采取的一项全民动员的生产渡荒运动。虽然运动形式表现为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但在生产自救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确是边区政府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在这一非常时期，整个太行根据地不存在任何私域，只有公域，政治深入到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在开源方面，如上文所提到的，不仅以前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和儿童被动员到了生产第一线，而且看守所里的自新人、疗养院里的伤病员，甚至社会上游荡的懒汉、二流子都被发动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即使在传统社会，家庭也被认为是私人领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隐秘性，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国家只是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传达到对民众家庭生活的间接控制。而在根据地生产自救的过程中，这一领域被彻底打破。首先，在生产动员上，政府号召妇女要帮助丈夫下地动弹，母亲要发动儿子媳妇开荒种地，大力宣传模范家庭、劳动家庭。其次，在生产方式上，为提高劳动率，由政府组织的生产小队、合作社取代了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不仅男人们被集中起来开荒种地，妇女和儿童也被组织起来，纺织组、开荒组、拾柴组、挑粪组、送饭组等等名目繁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根据地的劳动效率，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对渡过灾荒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意味着私域的打破，公域的扩大，政治向乡村生活的深入渗透。
从节流方面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但政府对基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消费并不直接干预，只是通过府、县一级的官吏士绅进行教化。而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中，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纳入到政治的范畴之内。边区政府在部队机关中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根据劳动强度和部门职业的不同，对拨发粮食数量作了详细明确规定。以最低标准解决军民温饱问题成为整个根据地的统一要求，无论官兵群众都要严格执行，不仅领导干部的贪污浪费受到严厉惩处，甚至一些平时视为改善生活的正常合理要求和民间传统的风俗活动都被禁止了，这都体现了政治动员在根据地生产自救中的强大力量。
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是根据地在战争与灾荒双重压力下的一种战时政策。而政治和饥饿如此紧密地结合，也是根据地在特殊困难时期不得己而采取的一种紧迫有效的办法。运动通过强大的政治力量，主要以两种方式同时展开，一是开源，一是节流。在”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太行区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解决根据地的粮食问题。生产自救运动不仅开垦了大片荒地，而且找到一条渡荒的新路，即全区动员采集代食品，抗战期间，太行区共发现十五大类，一百八十多种野生植物可以食用，并发明了多种食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粮食短缺的问题。生产开荒的同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也一直为边区政府所倡导。通过压缩政府开支、全军动员大兴节约、严惩浪费等手段，不仅大大减轻了根据地民众的负担，而且有力地保障了生产救荒的成果，当然，由于时代所限，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不免带有战时色彩，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民众正当的生活改善和民间娱乐的要求受到了限制等。但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看，它所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郝平，原载《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