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 基层政权是根基, 基层干部的作风、工作方式方法及其与群众的和谐关系事关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根据地时期所形成的干群鱼水关系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群众路线内含着社会主义的要素和观念, 如追求创立平等的、人民有发言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文化, 以瓦解大众受压迫的社会和阶级结构, 消除不平等, 并积极对大众的要求做出回应。建国后, 这种追求普及到全国更加广阔的区域。这不仅是中共政权在战争年代获得根据地军民广泛支持并进而扩展到全国、在和平年代继续保持强大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关键所在, 也成为革命遗留下来的重要遗产[1]。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式治理的过于强化和阶级斗争的重新强调使这份遗产的积极意义有所减弱, 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群众参与监督改造干部的治理理念和干群平等的价值观念在当时仍然是具有强大影响的意识形态力量。
那么, 这种意识形态力量是如何渗透到乡村基层社会的, 如何使党在加强社会控制的同时又获得干群的政治忠诚和普遍信任?依据话语理论, 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符号, 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 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述方式。掌控话语权也即葛兰西所言的隐性的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 形成持续的政治说服, “重建群众对精英执政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的决心的信念, 进行合法性的再生产并缓和社会矛盾”[2]。意识形态于此改造干部和群众, 控制和整合人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 对其行为选择产生引导支配作用, 并获得民众对于政权的信赖支持。
从话语的视角来看, 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就是承载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向乡村社会嵌入、灌输渗透, 直至泛滥的过程 (2) 。以新型阶级话语替代传统道德话语, 实现意识形态与乡村传统文化的良性结合与互动, 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与以往政权的本质区别之一[3]。国家在这一阶段不仅瓦解了乡村旧有的权力结构, 而且也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意识形态文本 (权威性政治话语) 塑造, 重新建构了村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4]111。在集体化时代, 阶级话语广泛渗透在乡村社会中, 成为支配性话语, 在社会关系上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指向乡村民众之间的关系, 即通过地主剥削农民、农民推翻地主压迫的话语叙述形成农民翻身做主的阶级话语;一是指向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即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 干群关系融洽平等的阶级话语。
本文以集体化时代乡村中的主要社会主体及其关系———干部、群众与干群关系为论述对象, 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 探讨阶级话语如何建构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反映了党和国家怎样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 又是如何在乡村日常的生存理性和生活逻辑中被干部和群众演绎、传播和消解的, 对实践中的乡村干群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而成为建构乡村基层政治的重要力量。
一、乡村干部:“人民公仆”
“话语不止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5]3阶级话语对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具有较大影响, 对于乡村中占支配地位的干部的引导和约束也同样重要。
乡村干部是党的意志的直接执行者, 需要贯彻实施国家政策, 主导乡村集体经济制度的运作, 并在组织管理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根植于乡土社会, 乡村干部的小农意识、伦理道德观念、经济理性使其政治和工作的素养不足, 无法满足村庄公共管理的要求, 也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不相适应。通过公共空间中阶级话语的表述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约束其工作和生活的作风, 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改造就成为党治理乡村社会的手段之一。
在阶级话语的表述中, 干部首先应该听从党的指挥领导, 按照党的规定办事, 自觉地进行革命,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这主要体现在工作中的积极主动, 认真负责, 而不是应付、不作为, 否则就需要进行检查。大队干部吴永胜认为自己对工作有消极态度, 麻痹大意, 不负责任, 怕麻烦, 怕费脑筋,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 。八队会计王玉盛检讨自己对生产队的事情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老怕得罪人, 更没有提过什么合理化建议, 根本没起到参谋的作用, 对不起所在生产队的干部及社员, 对不起党、团对自己的培养与教导 (2) 。国家以能否贯彻党的政策、在工作中能否积极主动对干部做出政治判定, 而干部也以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在公共空间中衡量评价自身的工作, 并为此表示羞愧、进行检讨。
党要求当干部就应该具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 不计较个人得失,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大队干部柳武金就被质疑当干部思想不纯, 目的是为己, 谋求的是升官发财, 自担任支委以后不劳动, 高人一等, 好吃懒做 (3) 。如若为个人打算就是“自私自利”, 尽管有时争取的是正当利益。二队的妇女队长霍嘉秀认为自己有严重的错误思想意识, 总是工分挂帅, 在自家的烈属待遇被取消后消极怠工。霍写道:“我父亲干革命连个名誉都没有了, 功劳也被抹去了, 我干革命工作还有什么利吗?于是资产阶级个人思想在我思想上占先, 为争名夺利而工作的思想占了优势, 使我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共青团员和干部, 我没有想到祖国想到人民, 而处处为自己打算, ……计较个人得失, 争名夺利” (4) 。19岁的霍嘉秀在阶级话语的影响之下对自己争取利益、忘记祖国和人民的“自私自利”深感愧疚。资产阶级、争名夺利、落后、计较得失等的阶级话语及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在此引导和规范了霍嘉秀的思维逻辑, 可见红色思想和阶级话语对年轻一代的忠诚及自我牺牲思想意识的塑造作用。
乡村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权威的代表, 除了在村庄公共管理工作中尽职尽责、大公无私、乐于奉献外, 更应以身作则, 在农业生产和私人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如在农业生产中勤恳干活, 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而不是拈轻怕重, 投机倒把, 逃避劳动;在个人生活中勤俭节约, 而不是奢侈腐化, 如在婚丧礼中大摆筵席, 大吃大喝。普通群众也以此来衡量和质疑干部的言行。与葛春花同住在一个大院的邻居由于二队队长古建民总是在春花家待到深更半夜, 影响自己的日常休息和财产安全而大为不满, 他质疑古建民作为一名党团员应当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搞好党的工作, ……而不是给自己造成损失, 给党团组织造成不良影响和麻烦 (1) 。邻居认为, 既然党团干部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就不应搞婚外情, 破坏党的形象, 这显然不符合作为党团干部的标准, 乡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经济理性在此套用了阶级话语。
无论犯了怎样的错误, 干部们的话语表述都是悔恨不已, 而且将其上升到革命伦理的高度, 认为自己没有听党的话, 没有把工作搞好, 对不起党和群众, 辜负了党多年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在“四清”“文革”时期, 这些“错误”更被认为是性质问题, 路线问题, 被归咎于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正的目标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与资本主义一刀两断,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改正的路径是学习毛著,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同时结合整党、整风、“四清”“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进行“挽救”。
在党看来, 干部犯错误是难免的, 只要认真交代, 经过揭发教育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 就依然是得到国家和人民信任的好干部。这样的逻辑推论通过阶级话语的表述在村庄的公共空间中得以传播。除了“洗手洗澡”外, 还设置了“揭盖子”“大鸣大放”“治病救人”“拔根子、栽根子”“甩掉包袱、轻装上阵”“陷入泥坑”“跳出泥坑”等“挽救”干部的阶级话语。九队会计吴文龙因私自提高生产队劳动日的分值而被要求作出检查:“……我激动地感谢党和主席的光辉教导, 感谢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热情帮助, 要不是他们的帮助和《照办》的既 (及) 时, 我已经陷进了资产阶级的泥坑, 越陷越深, 拉也拉不出来, 直至死亡, 无法挽救” (2) 。可以看出, 阶级话语的设置, 以救人一命的恩人姿态出现在村庄的公共话语空间中, 建构了威严的形象;同时, 也对干部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形成了干部对于教育和挽救应该抱持感恩态度的逻辑推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6]526。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态度和方式决定着乡村干群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状貌。阶级话语作为嵌入和影响农村社会关系的政治语境, 既是国家治理乡村干部的愿望实践, 也是国家权威在村庄的具体体现。通过阶级话语的表述, 国家塑造着干部在村庄中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 规范着干部的思想及行为。
二、平头百姓:“革命群众”
除了对干部的引导改造外, 党和国家还着力于对普通群众的教育动员 (3) 。群众是农业集体经济和生产劳动的主体, 对于国家实现农业支援工业化建设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但其封闭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分散的特点显然无法与集体化的体制运作相适应。统购统销、城乡户籍管理等制度安排, 希望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劳动, 同时通过阶级话语的灌输渗透对其进行思想意识改造, 以使其认同接受国家意志和政策。
在意识形态中, 作为农民主要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 农业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的阶级话语表述贯穿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如劳动是崇高的, 不劳动依赖别人生活就是剥削, 是可耻的;地主和富农正是由于自己不劳动, “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成为国家专政和村庄管制的对象。因此, 作为一名普通社员应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服从干部的领导安排, 在干部的指挥下积极劳动, 这是成为一个好社员所应具备的条件。大队在管理制度中规定:每个社员一定要以认真的态度爱国家、爱集体, 以队为家。社员必须服从大小队干部的正确领导, 听从指挥, 积极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 否则就要进行批评、个人检查、大小会批判等项教育, 严重者或认识不好者要严肃处理。社员还应积极参加集体劳动, 与坏人坏事斗争, 爱护集体财产, 敢批修正主义, 敢斗资本主义 (1) 。
这是大队在公共管理中对普通群众的要求, 群众也以此作为在公共空间中批判自我、检查自身错误的话语表述。许多因不安心于生产劳动搞“投机倒把”而犯了“错误”的群众常用“好好劳动”的一套话语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吕荣强因卖肥田粉而做出检查:“……以上问题是很严重的, 根据三个照办对照, 自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 有意破坏社会秩序, 挖 (瓦) 解集体经济, 反对社会主义, 维护资本主义。通过这次学习, 坚决不投机倒把和破坏社会秩序, 一定要改正。今后一定要遵守法令, 毫不为个人打算, 处处为集体着想, 老实地参加劳动, 坚决服从领导” (2) 。倒卖肥田粉不仅是不安心于农业生产劳动, 不服从干部领导的表现, 更是瓦解集体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行为。
从以上吕荣强的阶级话语表述还可以看出, 党不仅要求干部, 而且也要求群众将集体利益摆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不计私利地维护集体利益, 并主要体现为热爱和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劳动, 这是党维护和实践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思想观念。国家至上、社会主义至上、人民至上成为村民在公共空间表述中表示自己改正维护争取个人利益“错误”的话语表达。在农业未实现机械化生产之前, 制度化管理难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很好的效力, 再加农民松散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导致劳动秩序混乱, 群众厌恶、逃避集体劳动。国家将此归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并通过阶级话语规范群众的观念和行为, 以此维护集体利益, 克服群众劳动积极性的不足。
国家强调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烧纸敬祖, 算卦看风水等会被斥为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的流毒, 这在“四清”、“文革”时期尤为突出。因此, 除了农业劳动外, 国家还从言论、习俗、娱乐等方面通过阶级话语规范群众的言行, 尤其在社会生活被政治化的背景下, 阶级话语广布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吕清刚因唱秧歌而被迫做出检查:“……今后不说些坏话, 不骂人, 重新做人, 希望干部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把我狠狠教育一下, 叫我重新做个好社员” (3) 。看菜偷菜、看瓜偷瓜且屡次被抓、“屡教不改”的吕广盛做出检查:“我……没有起到贫下中农作用, 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今后我一定鼓足干劲站稳立场, 保持革命家庭的光荣传统, 再不作偷偷盗盗不合理之事, 要革命到底, (以) 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目的 (4) 。”遵守国家的法令政策, 并服从国家的意志安排和道德要求, 成为党和国家的“好社员”是群众在公共空间话语表述中的做人标准。演唱旧戏, 发表不满言论, 偷盗、赌博等都不是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好社员所应该做的事, 不仅罪大恶极, 而且损毁了贫下中农“光荣”“革命”的积极形象。
阶级话语对于普通群众树立热爱劳动、服从干部领导、热爱集体、不计私利、维护社会主义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他们违背国家意志的思想和行为也具有约束限制的功能, 成为意识形态宣传、规范群众言行的有效途径。可以看出, 阶级话语不仅影响到行政层面, 而且也渗透在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三、干部与群众:“鱼水相依”
干群关系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干群关系的和谐事关党在乡村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治理。阶级话语是建构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是规范和促成有序的、积极健康的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
党强调作为干部, 必须具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走群众路线, 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为群众办好事, 做群众的好干部、勤务员, 而不是官老爷。不听取群众意见、对群众嚷叫、埋怨、施加暴力等不是干部应有的作风, 与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相违背, 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有与群众分手、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是党对基层干部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要求, 也是在村庄公共空间中定位干群关系的阶级话语表述, 成为评判干部对待群众的工作态度和伦理观念的重要尺度。许多干部据此在政治运动中进行自我反省。
一些干部在日常的工作和劳动安排中常常态度蛮横, 甚至打骂群众, 这被认为是当“老爷”而非“公仆”的工作作风, 严重违背了党的要求。二队队长白崇义因吕小平给自己提意见而对其大打出手。他自我检查道:“……一点, 自己身为共产党员而对党的作风学习不够……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 对的应该接受, 错的引以为戒, 作为参考, 不应该同志们提意见就当面质问, 先动手打人。二点, 自己身为共产党员, 不能先动手打人, 严重地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背) 叛了党的性质, (远) 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给鲜红的党旗抹上了黑……” (1) 。作为干部就应该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虚心接受或引以为戒, 而不是怒不可遏和暴力相向。党通过阶级话语, 对干部粗暴的工作作风进行约束, 以挽回受损的形象, 缓和干群矛盾。
同样, 干部在私人生活中的恶劣态度也会伤害干群关系, 引发群众对党的怀疑。王铁林1958年于部队转业回村后与本村有夫之妇毛秀英发生了男女关系, 并凭借自身大队干部及党员、军人的三重身份对毛的丈夫吕思明实施高压。面对吕思明的辱骂, 王铁林拳脚相加, 暴力成性, 以此与毛维持婚外恋情长达七年之久, 给女方家庭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恐惧。他后来进行了检讨, 认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会引起群众对领导的不满, 给党在群众中留下极坏的影响, 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在阶级关系上自己堕落腐化, 失掉阶级感情, 会导致群众看不起党, 使党失去应有的领导地位 (2) 。干部的行为不仅代表着个人, 也代表着党和国家。王铁林在阶级话语的影响下认识到自己行为会产生使党失去群众信任的危险, 给党和干群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作为被干部管理的对象, 群众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党赋予他们监督制约干部的权利。根据规定, 贫协组织成立以后, 村庄里有关生产计划、分配方案、劳动定额、发放救济和补助口粮等重大问题, 必须通过贫下中农组织 (3) 。党认为群众也应对干部谋私利己、贪污、铺张浪费等不当行为进行揭发, 以维护村庄公共事务的良好运行。犯了错误的干部必须在学习班上, 在贫下中农提意见会上向党员干部及贫下中农代表作检查, 深刻剖析自己的错误缺点, 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干部的审查、处理、批评、监督等需要经过群众的监督, 有时还需要经过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党员大会、干部会议甚至是群众大会进行讨论决定。
群众运用阶级话语监督干部是实现其民主权利的有力工具。有的群众运用阶级话语来反抗和舒缓干部带给自身的压抑。因在四不清干部调查会上给支部副书记陈中智提意见而遭到陈捆打的梁庆生在上级工作队进驻村庄后写了一封检举信:“……你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专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做主解决问题的好干部。……乌云不能遮住太阳, 我感到党和毛主席总会给我们派来亲人……, 有朝一日 (我能) 扬眉吐气。工作队的干部正是这样的亲人” (1) 。梁庆生在此借用阶级话语控诉陈中智带给自身的暴力伤害。群众运用阶级话语监督约束干部, 这得到了党的支持:“群众使用意识形态话语与一切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作斗争, 特别是与基层权威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作斗争一直是受到鼓励的”[7]。党以此来约束干部的以权谋私和暴力施压, 缓解干群之间的紧张冲突, 维护和修复干群关系。
革命伦理与党的意识形态勾画的是鱼水相依与平等融洽的干群关系。在阶级话语表述中, 干部不是高高在上、处于统治地位, 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群众不是低低在下、处于被统治地位, 而是被服务的对象, 并对干部进行监督制约;“干”与“群”之间平等、团结而非对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 都要大公无私、不计私利、乐于奉献。干部和群众都难免会中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流毒而犯错误, 但可以自我悔过并得到挽救。这是阶级话语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关系建构, 对于国家权威形象的确立、社会机制的平等化和重塑及红色思想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阶级话语的实践与消解
“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认同与否, 往往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认识的。……因此执政党重视其意识形态建设。……执政党意识形态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不仅仅包括对文本的诠释和抽象理论的具体化, 更重要的是要将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内容由社会成员去实践”[8]。集体化时代, 负载党的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在村中主要是由干部和群众通过各类会议进行实践的, 如党员大会、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大小生产队会议、贫下中农提意见会、整党整风会议、揭发大会、揭盖子大会、批判斗争会等。除此而外, 干部和群众还通过书写检查书、检举揭发材料、诉苦书等等加深对阶级话语的认识和运用。这些是党向乡村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 也是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向党的意识形态靠拢的过程, 阶级话语对于个人思想意识的引导和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 阶级话语的传播与实践能否成功, 能否得到干群的共鸣“取决于它们的一致性, 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的‘文化储备’, 也就是它们能否顺应现存的文化表述、文化遗产和文化象征, 以及它们是否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紧密相关”[2]。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不能有机融合进既有的文化脉络中, 也不能照顾到已经发生了的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将与其所生存的社会土壤产生背离和脱节, 进而被民众隔空悬置。阶级话语对于乡村全面且过度的侵入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道德观念、行为习惯、生存理性, 使得其对于干部和群众的角色、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建构受到村民生活逻辑的消解, 被形式化在公共空间中。
在反复、多次的运动中, 干部对于自身问题的检讨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在心理上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并在面对他人的检举揭发时借阶级话语作为向群众做出“自我反省”的挡箭牌: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 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等一系列词汇是他们在做检讨时惯用的一套话语表述, 但检讨后的行为实践却没有较大改观。双口村的大部分干部保持着“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作风, 在做了自我批判后仍然利用各种办法侵占公共利益, 如谋取集体的粮食和财物, 占用集体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 多记工分。用当时的阶级话语表述就是“多吃多占”“白吃白拿”“贪污盗窃”。同时他们还庇护家人及亲戚朋友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 一些干部对待群众也依然蛮横霸道。小农经济的生存理性是左右乡村干部言行的重要动机, 个人利益往往被他们置放于集体利益之前, 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破坏损害集体利益。群众虽然被赋予监督干部的权利, 但常常会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及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无法实施。
相对于干部, 普通群众没有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约束管理, 因此对阶级话语的疏离要大于干部, 受到的思想影响及行为限制也相对较少, 尤其是在对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谋取上。利己虽然不是村民唯一的行事原则, 却在极大程度上支配着他们, 尤其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前者。国家要求群众牺牲自我的阶级话语表述并不能支配村民的日常生活, 许多村民在犯了“自私”的错误时的“信誓旦旦”只能是他们在面临国家和村干部要求做出检查、写出保证时的一种策略选择。许多村民一次次地为违反国家的政策如投机倒把, 偷盗、赌博等行为写出检查, 但之后仍然自行其是。
在村庄的实践中, 干部除了“公家人”的身份外, 与普通村民一样, 既具有小农的经济理性, 也是村庄社区的一员。他们一方面积极贯彻执行国家政策, 小心地维护和宣扬着国家的权威, 同时也建构自身的权威, 并在公共管理中诉诸于对群众“打骂”的暴力解决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凭借干部身份谋取自身所需要的资源, 并且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乡村情理社会和人情网络倾斜, 避免陷于孤立的境地。普通群众为了生存, 听从干部的管理、参加农业劳动, 同时也“自私自利”、私开小差、消极怠工, 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阶级话语里所建构的干部和群众的角色与干群的社会交往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完全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五、结束语
阶级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是国家权威在村庄逐步树立的过程, 也是村民的国家政治认同与国家观念、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等的无私奉献思想的建构过程, 成为在公共舆论中维系上下政治思想渠道通畅和一致的重要途径。对于干群而言, 无论是作为客体以各种方式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与阶级话语的熏陶与影响, 还是作为主体在犯了错误时被迫写检查、进行自我批判和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检举揭发等, 都能感受党无处不在的至上权威及其对村庄日常生活和生命个体思想意识的强烈影响。这些有利于促进干群形成象征层面上的国家观念, 也使大公无私、不为私利、维护集体的红色思想在许多人心中埋下种子, 这也是党致力于消灭剥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遗产。
阶级话语的背后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 其所指向的关于干群关系的表述, 即是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质是:“它承认这样的事实, 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 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 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同时, 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 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9]57。党的群众路线除了策略性的考虑如为了使群众参与村庄公共管理工作以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外, 还包含有取得群众的政权认同的愿望[10]。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反映了党走群众路线的愿望和实践, 有利于打破干群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异和乡村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 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机制, 促发、推进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是对根据地时期“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实践和延伸。
从话语的功能来看, 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运作价值, 这一功能隐含在政治生活的运行和成员的行为中, “需要从那种政治结构和规范已实际采用的, 即那种政策所追求的价值中推断其实质”;一方面是表达价值, “这种价值由那些说明政治生活的目的、组织和界限的表达的道义诠释和原则所构成”[11]349-350。民众对于阶级话语的疏离使意识形态话语运作价值与表达价值出现分离, 也导致了黄宗智所谓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背离[12]。在实践中阶级话语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公共空间话语层面, 被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和乡村生存理性所消解, 而不能完全支配村民的思想行动和村庄的日常运作。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日常生活, 其是本真的内在具体的基础存在, 虽“延误和麻木了现代性革命与批判的意识”, 但这一“永恒轮回”和“永恒命运”对人却真正地具有救赎功能[13]。因此, 意识形态在引导改造乡村民众时也应考虑村庄原有的文化叙事和日常逻辑。
尽管阶级话语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挫折, 但它本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却依然闪烁着光芒。当然, 集体化时代忽视乡村政治制度建设, 疏于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机制, 尤其是群众监督干部的机制, 而过多地依靠意识形态阶级话语的思想教育来解决干群紧张, 使基层政治建设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和方向。集体化时代阶级话语的干群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既提供了经验, 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或许可为重建乡村公共权威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朱贵昌, 译.国外理论动态, 2011 (7) :15-27
[2]玛利亚·邦德, 桑德拉·希普.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共的合法性:以官方话语框架为视角.周思成, 张广, 译.国外理论动态, 2013 (8) :71-80
[3]李里峰.土地改革与村社空间话语的重塑.长白学刊, 2007 (4) :120-123
[4]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5]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6]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7]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4) :99-107
[8]陈殿林.教育生活化: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路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 (2) :177-178
[9]詹姆斯·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 董方,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10]张静.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战略与管理, 2010 (7/8)
[1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12]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 2003 (2) :66-95
[13]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5) :14-23
注释
1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 文中隐去了真实姓名。
2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乡村话语经历了从阶级话语的嵌入到国家话语的灌输渗透, 再到革命话语泛滥的过程。参见纪程:《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里, 无论是国家话语还是革命话语, 都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内核和基础。
3 吴永胜的自我检查.双口村庄档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下同) .XYJ-1-5-1。
4 王玉盛在四清运动中的检查.1964-2-7.XYJ-2-38-1。
5 对柳武金的揭发材料.XYJ-1-13-26。
6 霍嘉秀的自我检查.1965-12-17.XYJ-1-30-1。
7 一封对古建民搞男女关系的检举信.XYJ-1-1-5。
8 吴文龙检查书.1970-4-5.XYJ-2-26-4。
9 本文所指的群众指与担任乡村公共管理职务的干部相对的普通百姓, 但不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被列为专政对象的村民。如果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形成了纺锤形结构, 那么干部和被列为专政对象的村民分别位于锤子的两端, 位于中间的就是群众。参见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 《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另本文所提到的民众是一种泛指, 是指包括干部和群众甚至专政对象在内的农村村民。
10 杜松庄公社双口大队管理制度.1977-3-10.XYJ-7-16-25。
11 吕荣强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的检查.1970-4-11.XYJ-2-1-2。
12 吕清刚的个人检查.1970-7-19.XYJ-2-15-4。
13 吕广胜的自我检查.1965-12-21.XYJ-2-7-4。
14 白崇义的检查.1976-1-14.XYJ-1-27-3。
15 王铁林请求党委恢复党籍.1964-1-14.XYJ-1-9-2。
16 怎样做好阶级队伍的巩固提高工作.1963-6-22.XYJ-7-11-26。虽然大部分干部属于贫下中农成分, 但从村庄材料的表述来看, 村庄对贫下中农的称谓不包括干部在内。
17 一封检举信.1976-1-3.XYJ-1-24-1。
本文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