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史的兴衰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政治史在传统史学中均处于煊赫地位。在中国,“自《春秋》、《史记》以降的各种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中国史著,都是在政治史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的”[1] ,有学者将这一现象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传统,认为“政治史传统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2] 。在西方,政治史的传统同样悠久,古可追溯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近则以兰克史学蔚为大观,19世纪英国史学家弗里曼曾言:“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3](
同样,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政治史的主导性地位在20世纪初皆受到了挑战。在西方,英国的纳米尔、法国的贝尔及美国的特纳和鲁滨逊等人,对传统政治史提出质疑,主张把“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让历史学成为“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4](。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更有力地挑战了政治史的霸权,甚至有将昔日霸主边缘化之趋势。在中国,如果说20世纪初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呼唤和对传统史学的一系列尖锐批评与辛辣嘲讽还只是少数先知者的声音,那么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已经开始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传统历史。郭沫若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历史,穿透了古代王朝循环罔替的“表象”,揭示出表象背后的“亚细亚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变迁实质,可以说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至此,历史研究已不再满足于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更深入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并企图在纷乱的政治事件中理出若干不变的历史规律。
如果剔除郭沫若史学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其与年鉴学派追求长时段、整体史及探寻历史事件下的深层结构实具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由于特定原因,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逐渐缩小,本来具有社会史、整体史性质的研究转化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这种政治史划定了研究范围,有学者统计1954—1993年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的论文,发现这些论文全部可归为以下主题范围: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及其他)、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侵华。[5] 历史研究沦为命题作文,其生命力可想而知,必然枯萎。
近30年来,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指导思想向现代化建设逻辑的转变,一种以现代化理论为元话语的史学叙事逐渐替代“阶级斗争史”。但是,二者在深层上具有逻辑同构性:均痴迷于宏大叙事并将一种单线性的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叙事原则,均将某些植根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价值、原则“普世化”,作为裁剪、评判复杂历史的标准。因此,现代化理论尽管有祛除僵化意识形态之功,却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态。
面临此种困境,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的再崛起似乎为学界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此时的社会史当然不同于60年前的“老社会史”,而更多借助于人类学资源,以区域研究为取向,将研究重点转向下层,转向乡土中国。 “新社会史”确实突破了政治史的困境,将进化论的单线叙事的历史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一幅多样态的历史图景,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崭新视角。新社会史研究者一旦从人类学的宝库中发掘出了象征—符号人类学、解释人类学资源,马上就可以着手更加新奇、炫目的“新文化史”。如果说新社会史的区域研究还要考虑区域本身由于自然和历史传统所划分的界限,那么由于“文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构起来的,故新文化史研究则可更加天马行空般地建立在诠释与再诠释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
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手打破了政治史面临的困境,自身却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新社会史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往往将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局限于所研究的一小块区域而不自知,往往还有以区域代表整体的危险;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则专注于各种符号、象征的无限制性解读,且不说有过度阐释之危险,而且“过度沉迷于生活细节描述本身,遂无法与其它政治社会历史状况的解释模式之间形成有效的关联”[6] 。简单说来,二者面临的共同困境就是日益沦为一种切断了与整体历史脉络相联系的、缺乏历史感觉的、内卷化重复生产的“碎片化的历史学”。
对于历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的处境,有识之士早已不满,其中有一种声音不是一味批判谴责,而是指出了走出困境的可能性道路———重新回归政治史研究。[7] 当然,寻找到摆脱困境的道路只是第一步,怎么走下去———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往往更加困难,因此国内学者对于如何重新回归政治史、重写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目前基本上仍停留于模糊的理论论述层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内学界尚缺少优秀的、成熟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著作的情况下,对海外汉学相关研究的借鉴,就显得更加急迫与必要。
二、事件史的深层次书写
政治史要脱离“阶级斗争史”的限制,最直接的实践策略便是回归单纯的事件史写作,在历史叙事中尽可能还原历史事实。事实上,当今国内学界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写作,其主流就是这种单纯事件史写作。固然,此种实践有助于撕开意识形态织成的重重迷网,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单个历史事件以“真相”,但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所强调的‘变’与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不变’,这两种主旨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以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8] 。“变”与“不变”的隔阂只是表象,其在实质上反映了政治史学者面对社会史研究的挑战、反思自身实践时产生的某种疑虑,“当我们的眼睛关注于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不到国土万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一些新变化,而为这些变化不断重复地、几乎是喋喋不休地言说时,是否对更大的部分有所忽略?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否只描写了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么全面?”[8] 固然,任何历史研究都只能得历史之一部分,也不可能全面,如对上面的问题作此解,则该问题便显得毫无意义。联系发问者之语境,可知其实乃惑于政治史研究是否过于停留在政治事件的表层,惑于政治史研究是否被这些事件迷乱了眼,而无法触及社会史研究所揭示的事件表象之下的更深层次———不变的部分。孔飞力的《叫魂》一书无疑用具体实践回答了上述疑惑。
《叫魂》给读者的最初感觉,是其如侦探小说般吸引人的历史叙事方式———恐怖的妖术、离奇的伤害、一个个凶手逐渐浮出水面又消失无影,随着恐慌逐渐蔓延,在高潮时却发现真相是那么出人意料。如果作者只停留在这宗事件的叙述层面,那么精彩的叙述只不过是还原了简单的真相而已,读者或许稍感索然无味。孔飞力在事件真相还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当然关于这一步“进”在哪里,不同评论者也有各自的看法,有人认为,“进”在以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政治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观”[9] ,有人认为,“进”在揭示了叫魂事件“由‘虚幻’走向‘想象中的真实’的过程”,呈现并解释了历史的“意义结构”。[10]
以上见解均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如果从政治事件史的写作角度看,《叫魂》一书最大的进步便在于拓宽了对政治“事件”本身的理解。这一拓宽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此书揭示了叫魂事件在不同群体人物身上发生的各种变奏,“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11](。这实际上打破了对于历史事件所谓“真相还原”的幻觉,因为“真相”往往并不止一个,就叫魂这一“事件”而言,对于底层百姓来说,真相是一种对陌生力量的恐惧与“权力的幻觉”[11](,或许是如一些论者所看到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真相是对江南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统治基础的恐惧和借以提出政治罪指控来行使“专制和无常的权力”的最佳机会[11](,或如一些论者分析的“专制权力”与“官僚系统”的博弈。由此可见,“事件”并不只是某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还应该包括不同人物对事实的各种理解———那种企图还原没有任何主观色彩的客观真相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他们所还原的所谓“真相”终究只是编织“事件”的意义网络中的一根“细线”罢了———因此,还原政治“事件”,重要的是揭示出历史事实对于置身于其中之人的多重意义。简单说来,历史研究还原的不应该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应该是历史的意义世界。
另一方面,此书以“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群体对“事件”的制作与操纵过程,并认为权力、地位及人际关系网络就是在“事件”的生成与流转中形成的。“‘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11](至此,作者在揭示历史意义世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思考历史中意义世界的生成机制。如果说叫魂“事件”对不同群体的人物具有不同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并不是史学家“倒放电影”黏上去的,而是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自我选择与创制,具体体现在对“事件”的制作与加工中。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政治“事件”的创造性理解与使用,揭示出看似单一的“事件”内部复杂的多重意义,并进而分析这多重意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生成机制,极大拓展了政治事件史的思考与写作空间。历史事件不再是单纯的“断烂朝报”,而是涌现着丰富内涵的意义世界;政治史写作便不能停留在搜史料、编“朝报”的层面上,而应该“神游冥想”尝试进入古人的意义世界,进而对生成这一意义世界的古人之选择表“了解之同情”。
三、将“空间”引入政治史
如果说以“区域转向”为标志的新社会史研究的崛起反映了“中国史学从单纯遵循直线进化的时间观到倾力考察空间样态的多样性的内在自我转型要求”[6] ,那么吸收社会史的长处,将“空间”意识引入传统时间性叙事的政治史中,将原本单调苍白的政治史还原到具体生动的多样态空间中,则不失为恢复政治史生命力的妙招。
学界对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下文简称《汉口》)一书的讨论,往往集中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问题上的相互辩难或只将其视为一本单纯的城市史著作。 其实,换一种视角来看,《汉口》也是一本成功地将空间意识引入政治史研究的政治史著作。作者在此书中详细分析了汉口城市空间中,作为冲突根源的各群体———普通民众、地痞、退伍乡勇、难民、流浪汉、劳工帮伙、民间秘密教派、会党和作为控制力量的驻防清军、团勇、保甲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引入齐美尔的“社会冲突具有潜在的融合作用的理论”,解释了汉口在缺乏强大的官方治安力量控制情况下,何以维持共同体自身的统一性存在、消除威胁社会安全的毁灭性冲突的原因。“冲突是互助合作的必要补充,它为日常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并通过系统的参与者建立并维持着集体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2](正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冲突不断爆发与化解,生活于汉口这一城市空间中的各利益集团才能在此过程中建立一种动态平衡,“设立并不断强化了这些群体之间的边界,通过互相承认彼此均拥有一直存在下去的权利而共同凝聚在一起”[12](。《汉口》对特定政治空间中“冲突”与“控制”的研究,不仅在政治史研究层面上革新了传统上对“冲突”的负面看法,打破了“冲突—控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且,其研究结论———一定范围内的冲突有助于维持共同体和谐———对反思现实政治层面的“维稳”思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同于《汉口》集中研究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中的政治行为,萧邦奇在《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下文简称《血路》)一书中,将主人公沈定一最后12年的政治生涯还原到杭州、上海、衙前三个不同的空间中,将传统线性叙事转化到具体的复杂空间场景中。传统线性叙事支配下的人物书写,大多先给人物赋予一个较为固定的身份,然后选择其生平大要,来论述这一身份最终形成的过程及原因。这种叙事产物之下的人物往往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非黑即白,或者所谓“三七开”“四六开”,而这些人物身份所赋予的意义则往往要追溯到一个更加宏大的目的论式线性叙事之中。一旦将人物置于不同的具体场景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份色彩其实并不是那么鲜明:“在上海,他是革命思想家、记者、共产党、西山会议发言人;在杭州,他是省领导人、党部创建人、工会盟友、国民党清党领导人;在衙前,他则是农民和学生的导师、反地主的地主、进步的改革家”[13](,“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交往网络得以形成的”[13](。交往网络则以具体的空间定位为基础,因此“实际身份最终却还是与特定的空间定位有关”[13](。
萧邦奇将空间引入沈定一的传记研究,凸显了同一人物身处不同空间时各异的身份,解构了传统传记赋予传主的统一性身份。实际上是解构了统一性身份的生成机制———政治史研究中目的论式的线性历史叙述。由于政治人物身处各种空间中扮演的角色各异,他的行为必然无法由一个目的论式的历史叙事解释,而只能诉诸具体空间中的复杂情境和他在情境中对自己角色的选择与扮演。至此,沈定一所参与的那场革命已无法诉诸一个目的论式的完满解释,革命本身的发展不再遵循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所想象的逻辑线索,相反,“正是这些由无数革命的参与者作出的个体生存抉择,勾勒了革命最终的方向,并塑造了革命”[13](。
无数个体的抉择最终塑造了革命、决定了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影响了个体的抉择?”在《血路》一书中,萧邦奇认为,人物所处的社会网络及这种网络赋予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不同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吊诡的是沈定一很多时候的政治行动实际上是对其身份的背离,“作为地主,他却领导了抗租运动,并鼓励动员工农群众;作为年轻的知县,他却鞭笞了巡抚的父亲;作为省议员,他却怒斥省督军;作为另立山头的西山会议的领导人之一,他却呼吁不怕牺牲,赶赴广州争夺权位;作为国民党保守派代表人物,尽管已被剥夺权力,他却仍在伺机寻求东山再起;作为自治实践的创办者,他的实践却因其新思路和新观念而使掌权者胆战心惊”[13](。《血路》带给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启示不仅是一种更加复杂多样态的空间政治,而且引发了研究者对政治行为逻辑的更深入的思考。
四、政治行为逻辑的多样化分析
如何解释沈定一那些与自身身份并不协调的行为?其实他存在多重身份这一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沈定一不甘心被一个身份所束缚,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身份,创造新身份的过程就是对原来身份的背离。他的身份虽然被自身所处的空间社会网络塑造着,但同时他总是渴望超越置身于其中的网络。因此要解释其政治行为逻辑,除了考虑塑造他身份的网络之外,还得考虑一种超越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明确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某种模糊的正义感、不清晰的未来理想。现实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利益纠葛、超越性意识形态的吸引、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企图不断改造自身与社会的冲动,这些共同决定了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的政治行为逻辑。那么对于更大的政治群体来说,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否也是如此呢?对于置身于集体中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政治行为逻辑又是怎样的呢?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以下简称《上海罢工》)一书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集体性政治行动与置身于集体中个人的政治抉择有很好的帮助。
《上海罢工》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14](。此书解构了革命史观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史———“着重在于诠释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策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实践”[15] 。而工人本身被视为缺乏主动性的“被唤醒”的对象,故实际上突出了工人在罢工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并分析了他们的政治行动逻辑。该书分为三个部分: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在地缘政治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工人们的政治行动遵循着与《血路》一书中沈定一相似的逻辑———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缘社会网络来调整行动策略,“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14](。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的工匠倾向于“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14](,来自北方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则更多在工头兼帮会人士的煽动下进行防御性的罢工。
在第二部分党派政治中,裴宜理向我们展示了上海工人更复杂的政治行动逻辑。一方面,地缘政治的社会网络依然制约着政党对工人行为的塑造,以至于共产党工运者不得不向这些“封建因素”妥协,“李(启汉)、陶(静轩)二人都不是江南人,但都能利用非技术性工人———大多不是江南人———的同乡忠诚”[14](。所谓的封建因素,除了地缘社会网络外,帮会和秘密社会的文化同样影响着工人们的政治行动。因此,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中,却能够发现被视为“落后”的帮会文化因素,“与在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陶静轩发现,要有效地动员无产阶级,就必须借助人们熟知的团结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封建性’习俗,诸如结拜盟誓之类”[14](。另一方面,政党没有一味地向这些“封建”因素妥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使用意识形态的煽动宣传,将工人们的罢工行为从个人私利的寻求导向了更高的意识形态目标———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点在激进主义高潮的“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第三部分产业政治中,作者对上海三大产业———烟草业、纺织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人政治行动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劳动过程与工人政治具有密切联系。“正如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市场地位和工作经历既能导致工人的团结,也能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14](
《上海罢工》一书解构了革命史写作中呈现出的步调一致的工人阶级形象,将工人内部复杂的矛盾与分裂呈现出来。对于政治史写作来说,此书提供了有关政治行为逻辑的深层次思考———工人们既不是被政党任意唤醒、指挥的群氓,也并非简单的只是一心追求利益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受到地缘社会网络、帮会文化、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个人利益、性别与行业状况的综合影响,这也让我们反思国内学界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写作中呈现出的或一心遵循纯粹政治理念或只从眼前利益出发的“单向度的人”。
五、意识形态与话语政治问题
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7] 一文中,杨念群指出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两点可能性研究思路: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其二是注重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如果意识到任何大规模的政治动员都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那么就更加突出了意识形态再研究的重要性了。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书写曾在很长一段时间笼罩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因此如今学界多将意识形态视为负面因素,企图一味地予以剔除,还原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真相”。然而,对于近代政治史来说,许多“真相”就像洋葱一样,一旦剥去层层意识形态,剩下的除了满手辛辣,再无他者。
意识形态的再研究,至少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对于某些历史事实来说,“真相”是由意识形态塑造而成的。《血路》与《上海罢工》两书对于特定人物与群体政治行为逻辑的考察,说明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行动事实上乃被特定意识形态塑造而成,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揭示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如果说上述两本著作对于过程之揭示隐而未彰,那么《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以下简称《唤醒中国》)一书就乃典范之作。
在《唤醒中国》中,作者费约翰紧扣“唤醒”这一核心,“追溯民族觉醒观念的制度化经过,分析它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16](。实际上,民族觉醒观念灌输到大众脑海里的过程,就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生根、发芽与壮大的过程。此书让读者看到“意识形态”并不是“错误意识”,而是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所处的文化里,并表现为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艺术和文学、伦理和教育、历史和考古、革命和政治、科学和医学、地理学和人种学。意识形态的背景与表现十分广泛,但其核心特征集中于具体的话语(语言)政治实践中。费约翰在“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这一小节中,引用了理查德·罗蒂的观点———“当某个人认识到我们(常用的)两个或者更多词汇表正在相互干扰,进而创制一个新的词汇来代替前两者时,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典型的革命成就便发生了”[16](。他认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乃语言塑造而成,因此当新的词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术语”产生时,我们便多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16](一旦采取了新的方式理解世界,人们自然就会在具体行动中转换行为方式,因此语言实际上也间接塑造了政治现实。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该书的第四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中。这一章将读者重新带回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广州。身处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的人们在当时至少面临着两个选择:孙中山社会革命建立集权国家的道路和陈炯明采取的联邦主义“联省自治”的政策。若从现实状况观之,则两条道路并无一条有充分理由值得民众选择,若从历史观之,则“联省自治”的政策因为新文化运动之提倡和自由主义色彩而具有更多的合法性。然而历史的发展走向了社会革命的道路,国共两党成功的话语政治策略有一定推动作用。两党共同建立了一个进化论的历史图景,在此图景中“封建主义”属于旧的、落后的、将要被历史抛弃的阶段,国民革命的道路则是对“封建主义”的克服而直接导向历史的光明前方,而陈炯明被塑造为一个“封建的军阀”,“现在,联邦主义被说成与‘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有关联,因而是有污点的。如果封建主义是基本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军阀赞助之下的联邦主义,与‘封建旧势力’的所有其他残留一道,恰恰是国民革命所要征服的又一个敌人”[16](。就这样,通过话语政治的力量,孙中山的选择被赋予了某种先进的历史必然性,语言塑造了现实,意识形态造就了具体的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当研究者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历史中塑造事实的巨大力量时,并不是为这种意识形态辩护,恰好相反,该研究实际上说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某种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通向特定的目的———它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乃一个被发明之产物,因而其所宣扬的目的论历史也就被掏空了合理性,因而赋予了历史本身更多的自由与可能性。同时,这种研究让我们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与历史书写的复杂纠葛,让我们注意到传统近代政治史的写作正因为过多使用了话语政治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历史产物,所以研究本身陷于被此意识形态又一次塑造的危险中。
本文从政治史写作的角度解读了《叫魂》《汉口》《血路》《上海罢工》和《唤醒中国》五本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正因为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中国近代政治史该如何书写在于“读”,所以“读”出的结果也许并不一定符合这些著作的“中心思想”,当然就不应将本文视为简单的读后感,而应该视作一种召唤,既是将这些著作的作者召唤到重写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场域中,更是召唤国内学界同仁对此问题共同探索,以期获得更大的创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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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平.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3,(3).
[16]〔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李恭忠,李里峰,李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注释
(1)本文对近30年来史学发展脉络的大概把握,得益于作者在杨念群老师课堂上的学习过程,具体参见杨念群的《“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载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国内相关学者对此问题的理论思考,具体可参见: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6期;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李忠人《“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参见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的“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部分;胡悦晗《近代中国的城市、精英与公共领域---评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