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抗战档案文献调查及研究,是一项集探索性、实践性和理论性为一体的特种专题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预备工作。其基本任务,既要求弄清海外抗战文献的分布区域、现存规模、典藏机构、语言种类、载体形式等技术性问题;也要求分析原典藏机构性质,了解其合作意向,探讨合作形式和途径等策略性问题;更需要研究文献所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性问题。因此,全面深入的调查及细致务实的分析,能为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以促进其相关工作的推进。

　　1海外抗战档案文献的初步调查

　　1.1调查途径和方式。为推进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自2009年以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文献中心(以下简称“抗战文献中心”)连续五年不间断地派出10余批次、近20人次的专业队伍,前往台湾地区及美、英及俄罗斯等国家,实地调研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英国的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叶利钦总统图书馆;以及台湾地区的台北“国史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20余个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与此同时,“抗战文献中心” 还先后成立美国、英国和台湾地区等海外抗战文献寻访小组,分别以各级各类学术会议为交流平台,辅之以函电、网络、问卷等调查方式,长期坚持海外抗战文献的调查工作, 成功获取了大量、准确、可靠的文献信息。

　　在此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文献中心”先后接待来自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牛津大学、日本防卫省战史研究室、“国史馆”、“党史馆”等海外重点抗战文献典藏机构的著名文献或史学专家,约100人次的专题来访,分别就抗战文献的典藏信息、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

　　1.2海外重点抗战档案文献的基本信息。通过上述实地调研、文献研究、目录收集和整理等大量工作,获取海外部分重点抗战文献基本信息,拟公布如下:

　　1.2.1台湾地区重点抗战档案文献分布。台北“国史馆” 典藏有国民政府档案253600件;行政院档案1914400余件 (含行政院本部档案318487件(1929年~1973年)、资源委员会档案532000件(1932年~1945年)、赔偿委员会档案1064000件(1938年~1947年))、内政部档案200700件(1932年~1948年)、财政部档案1187829件(1912年~1948年)、教育部档案19700件(1941年~1949年)、 交通部档案98700件(1896年~1972年)、司法行政部档案112600件(1921年~1974年)、阎锡山遗存档案159600件、 人物专档609780件、民国时期旧报纸1779种1[1]。

　　台北“党史馆”典藏有该党常务会议记录与组织专档 (数量极大,具体数目不详)(1924年~)、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4333号,5401册(1939年~1947年)、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733号,820卷(1924年~1949年)、特种档案33类, 1286宗,1626本(1924年~1949年)、人物档案(具体数目不详)(1911年~)、书刊文献报纸1400余种,期刊约2000种,各类公报370余种(1949以前)1[2]。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典藏经济部本部档案235函套(1938年~1948年)、导淮委员会档案581函套(1929年~1948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653函套(1928年~1947年)、建设委员 会档案484函套(1920年~1938年)、农林部档案1976函套(1940年~1949年)、“资委会”档案1418函套(1932年~1952年)、“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档案780余全宗,卷数不详(1943年~1950年)、汪伪政权经济资料(具体数目不详)(1938年~1945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档案(具体数目不详)(1931年~1958年);地图文献含全国性地图569幅 (1901年~1946年)、各省分幅地图9700余幅、水道图及河流附近地图4449幅(1915年~1948年)、世界各国地图139幅;报纸52种,3459册(卷)(1949以前)[3]。

　　台北“国家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典藏有抗战文献、视频资料737种;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典藏有日据时期日文书籍、报刊、公报等文献17001种;台中某私人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典藏有相关书籍、手稿、画册、照片约20000册(张)。

　　1.2.2美国境内重点抗战档案文献分布。国会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该馆典藏中日文抗战版文献6667种;日本外务省档案 (1868年~1945年)(缩微胶片,整套,具体数量不详);抗战文献纪录片有53部(1931年~1945年);手稿、图片等约5120册(张);民国中文期刊1200种、中文报纸45种;中文文献缩微胶片15000卷[4][5]。

　　国家档案馆典藏抗战档案文献数量特别巨大(具体数目不详,仅通过该馆官方网站查询获取187个全宗,上百万卷相关信息)。据“抗战文献中心”新引自该馆20卷,18000余页档案(胶片)内容来看,它是以战时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及驻华使(领)馆等机构档案为主体,约占80%;军队情治、经济部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为补充,约占20%。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典藏有大量与中国抗战相关的文物、档案、文献、照片、视频、信函等资料(具体数目不详),尤其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之间的通信原稿及开罗会议期间的影像视频和照片极为珍贵。从该馆赠送“抗战文献中心”21卷,2000余页档案(胶片)来看,约90%源自总统外交秘书室文件,约10%源自总统地图室文件。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据不完全统计,典藏有抗战版中文文献2090种、5000册;日文文献840种、1660册。其中编辑有《中国共运书目1921~1937》和《中国共运书目1937~1949》两册,反映国共内战时期解放区实况的胶片128卷[6];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抗战档案约153个全宗,2951盒及1796个[7]缩微胶卷。

　　其他机构也有数量不等的藏量,以抗战版文献为例,普林斯顿大学2268种、哈佛大学350种、哥伦比亚大学79种、 弗吉尼亚大学64种、芝加哥大学55种、杜克大学47种、波士顿大学28种;另外,就抗战文献纪录片而言,目前已知加利福尼亚大学藏有85部,Critical past公司至少藏有86部。

　　1.2.3英国境内重点抗战档案文献分布。大英图书馆相关文献主要典藏在东方部与印度事务图书档案馆两处, 计有民国时期广州政府官方出版品和期刊2500种;政治与机密部档案,编号为L/P&S/10 (1900-1931)、L/P&S/11 (1919-1930)、L/MIL/17/20等3个全宗,42卷,分别涉及中国各地方、政治与机密和军事等内容[8]。

　　国家档案馆,据不完全统计,在外交部档案(F.O.)典藏中,关于抗战期间中国的档案至少有1500个全宗。其中, 1939年144宗、1940年519宗、1941年168宗、1942年110宗、 1943年297宗、1944年165宗、1945年174宗、1946年229宗, 但具体卷数不详。殖民部(C.O.)档案中至少有3283卷与中国抗战相关[9]。截至目前,“抗战文献中心”已经引进了该馆20余万页档案(数字化件)。

　　1.2.4日本境内重点抗战档案文献分布。防卫省战史研究室已公开海军档案1~4号,计36000卷(册),陆军档案第5号,计58000卷(册);典藏与中日战争相关的图书文献57000册;合计151000卷(册)。

　　国家档案馆典藏有战犯审判资料6000册,国会图书馆典藏有“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216箱、又763册,国士馆大学收藏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相关资料”161卷。

　　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文献中心,自2006年始,该馆连续3次对其国内所有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的图书(资料)室和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等文献典藏机构, 就亚洲档案文献进行调查和统计。截至2011年,已发布3次 《日本国内亚洲主要历史材料调查报告》、《调查概要分析》和《收藏机构总揽》等成果。

　　2海外抗战档案文献特点分析

　　上述海外抗战文献调查数据表明,海外现存抗战文献呈现出三大特征,即文献数量庞大,地域分布不均;文献载体多元,信息价值丰富;语言种类繁多,工作难度极大。

　　2.1文献数量规模庞大,地域分布严重不均。截至目前,调查信息表明:海外抗战文献集中分布于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日本、英国及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不同机构或个人的典藏规模也极其悬殊。

　　2.1.1台湾地区现存有规模最大的海外中文抗战档案文献。 依据各典藏机构官方公布的信息统计,台湾地区的抗战档案文献具有规模最大、门类最完整、分布最集中、价值最权威等四大特点。如“国史馆”典藏有“历届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各部(会)”完整档案,共计4558688卷(种),其中“抗战”时期“行政院之政院本部、资源委员会、赔偿委员会、 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等档案最集中、最完整、最系统,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党史馆”则典藏“国民党组织机构、历届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特种、人物等档案文献,共计60166卷(种或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典藏有“经济部、外交部”档案和民国报纸合计5399盒(函套或种)。

　　2.1.2日本境内现存有最完整的日文抗战档案文献及相关文献信息。如前所述,日文抗战档案文献集中典藏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如防卫研究室典藏有战时日本陆海军公文约151000册,其中陆军史料约58000册,海军史料36000册,战史相关图书57000册为其特色。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文献中心,则拥有日本国内亚洲文献典藏信息最系统、最完整和最权威的调查统计数据。此外,东京大学东洋研究中心、爱知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也典藏着数量不等的抗战文献。

　　2.1.3美国境内现存有规模最大的海外多语种抗战档案文献。如前所示,英文抗战档案,以其国家档案馆典藏量最大、体系最完整、载体形式最丰富;具体数目不详,但至少有186个全宗、数百万件档案涉抗战;其国会图书馆仅抗战版文献就多达5000种[10];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至少典藏有2890种、15000余册中文抗战版文献;且有840种、1660册日文抗战版文献[11]。

　　此外,诸如哈佛大学收藏30余万册近现代中国档案文献,以各类政府档案、名人档案及图书期刊报纸文献为特色;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典藏大量抗战纪录片为特色;耶鲁大学图书馆典藏大量近代以来中国教会、传教士及教会学校档案和部分近现代中国名人个人档案、手稿、信札、照片等为特色;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波士顿学院等高校图书馆也有数量不等、价值很高的抗战文献。

　　2.2文献种类多元,信息价值丰富。海外现存的抗战文献,是以各国家(地区)档案馆典藏档案为主体;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报纸、杂志等传统文献为组成部分;以私人日记、手稿、信札和地图、图片、照片等文物为补充,构成的档案文献体系。其中,海外相关机构典藏有相当数量的抗战文献纪录片,蕴涵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2.2.1海外抗战档案文献及价值。如前所述,台湾地区和美、英、日等国战时档案集中典藏在其档案馆,是系统研究战时各国对待中日战争的基本认知、战略政略规划、政策策略制定及实施的最原始史料。

　　如,台湾地区典藏有相对完整的战时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档案,其中“党史馆”集中典藏国民党自成立以来, 所有的党务、组织、人事、会议及人物的档案、文献和文物资料。“国史馆”典藏有历届“国民政府”行政院本部及各部(会)档案、历任“总统”、“副总统”文献、文物资料。“中研院近史所”,则集中典藏外交部、经济部档案。 在“以党代政”的战时政治体制下,“党史馆”的国民党中常会议纪录、国防最高委员档案等卷宗,代表着中国核心领导层关于抗战政策策略的制定、发展、演变历程;而“国史馆”、“中研院”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档案,则具体体现执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建设及治理等政策的过程。因此,上述三机构的档案文献,是研究战时中国内政外交的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本资料。

　　再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典藏的战时陆、海军公文约,国会图书馆典藏的“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日本国家档案馆典藏的“战犯审判资料”,日本国士馆大学典藏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相关资料” 等档案;再加上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的战后接收的日本政府、外务省、海陆军、南满公司和“东亚研究所”等日方机构在战争前后形成的大量档案文件。这批档案文献是研究战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政方针的制定、调整、发展、演变轨迹的原始档案;也是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政略、政策策略等基本国策设计、冲突、妥协及演变轨迹的基本材料。 2.2.2海外抗战版文献及价值。海外现存抗战版文献,以公开出版书籍、报刊为主体,其中部分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十分罕见,这批抗战版文献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和美国,是研究战时中国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基本史料。

　　据已有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是海外典藏抗战版传统文献最多的机构。如,前者至少典藏5000种(含4000余册陕甘宁边区文献,6896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原藏文献)[12];后者至少典藏日文版840种、 1660册,中文版2090种、5000册。如此大规模海外抗战版文献典藏,是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最为集中的抗战版文献集中地,也是研究战时中国社会最为宝贵的文献资源。

　　2.2.3海外非传统抗战文献及价值。海外现存抗战档案文献,还包括战时文献纪录片、地图、照片和实体文物等蕴涵着巨大信息量的非传统抗战文献。它是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社会现状和社会生活最为直观、生动和形象的稀见文献资源。

　　据已有的调查数据显示,这批资料集中典藏于台湾地区和美国的不同机构。如前所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典藏有民国时期中国地图14718幅[13],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大、类型如此之完整,其中蕴涵的历史信息是非一般文献所能比拟的。

　　此外,海外抗战文献纪录片的典藏发现,是本次调研意外成果。文献纪录片主要集中在美国各机构,诸如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Critical past公司等机构;而实体文物文献,主要典藏在国会图书馆,如该馆亚洲部藏《中国人民对美国致敬书》、《致敬手册》、《致敬书画卷轴》和大量信函等,反映战时中美民间交往、中国平民生活、社会状况以及稀见的文物文献资源。

　　2.3文献载体形式多样,语言种类繁多及印刷类型多元。海外现存抗战文献载体,以纸质文献为主,包括数字化件、缩微胶片、电影胶片、照片、图片、地图,甚至视频文献等载体形式;语言种类以英、日、中三种文字为主,包括俄文、法文、德文、波兰、荷兰文等约10种语言;印刷形式以铅字印刷件、油墨打印件为主,包括手稿、誊清、复印、翻拍件等。

　　2.3.1载体形式。以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及回忆录等纸质实体文书为主,包括部分数字件、缩微件、电影胶片, 甚至语音音像视频等;语种则以中、英、日文为主,汇集俄、德、波兰、瑞典等多国语言。

　　2.3.2印刷形式。以铅字打印件、油印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手稿、抄件、誊清等手写体文献。由于战时条件和保存技术等因素,部分手写体文献本体字迹已经褪色,变得模糊; 甚至有部分人员书写潦草,辨别十分困难。

　　3海外抗战文献的征集与利用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前期调查和征集的实际工作中,遇到诸多困惑及困难。概括地说,主要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由于海外现存抗战文献数量多、信息量大、价值高、语种多、载体复杂等客观事实,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制度性保障;第二,法律问题突出,即抗战文献进出境、征集、利用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第三,文献交流合作的执行主体及其行政地位不明确。因此,只有切实研究和解决上述问题,即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条文、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合作模式,才能推动和促进抗战文献的海外交流合作工作。

　　3.1亟须加快海外交流合作执行主体建设。事实上,面对各国(地区)如此巨大藏量、情况如此复杂的海外抗战文献典藏实际,要执行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全面征集和切实开发利用的任务,已超出了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或一个机构所能承担的负荷范围。因此,海外抗战文献的调查、征集、利用等交流合作工作,应该升级为国家意志和行为。在国内,建设一个国家级的、类似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文献馆”的专题文献机构,通过它来动员、组织、协调全社会力量服务此项工作,统一执行国家意志,已势在必行。

　　3.2亟待明确海外交流合作执行主体的行政地位。在与海外相关机构交流合作实践中,大多数机构提出了涉外交流 “对等原则”问题。换言之,目前从事抗战文献海外交流合作的执行主体,在行政级别上,不具备其要求资格,需要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赋予其执行主体相应行政地位,以顺利推进交流合作工作。

　　3.3亟待加强特种文献进出境法律问题专题研究。根据前期初步调查和尝试性征集利用的情况看,海外抗战文献各典藏机构所属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不尽相同,文献进出境规定及版权出让条件或程度各不相同,深入研究国内外相关法律条文,厘清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法律困惑,也成为当前亟待解决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