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来的一大研究方向，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研究领域。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中共党史、革命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多数史学研究者眼里，或干脆将其视做“禁地”，不作探讨;或以距现实太近，为时过早，不宜研究为由，不愿也不敢涉足。但是，从我们近些年来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山西百余村庄的总数上千万件的农村文书档案来看，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不但不是为时过早，反而是迫在眉睫。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清楚集体化时代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运作过程，而且要明白各种政治运动在农村基层的真正实践过程。对于后者，现有的研究既不够清楚也不够充分。尽管中央、省、市、县级档案部门保存有大量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类档案，但是从社会史学者的眼光来看，这些档案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而散存于农村基层村庄的文书档案，则为社会史学者“自下而上”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村面貌变化巨大，很多村庄集体化时代的文书档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或毁于雨淋鼠食火灾，或被当做废纸贱卖，缺乏妥善的保管。若再不及时抢救，恐怕数量会越来越少。若要按照有些人所言，待历史沉淀下来以后再开展研究，恐怕已为时晚矣。

　　本文试图从文本的历史这一视角出发，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可能性。在收集基层农村文书档案的过程中，令人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文本的不同时代命运。在集体化时代，一张阶级成分登记表，一份证明材料，一页工分记录，都关乎个人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沉浮。一份份看似寻常的文本往往都烙有鲜明的时代印痕。虽然我们现在可以非常随意地取阅这些文本，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由于它们真实记录了各级各类机构的各方面工作，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成为进行政治运动和指导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据，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使命。文本一旦形成，就会得到妥善的保管，不能随意更改和遗弃。

　　从山西大学现在收集到的山西省百余村庄的文书档案来看，似乎表明集体化时代该省基层政权、组织对档案整理和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到位、比较规范。但是按道理来讲，如果建立农村文书档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统一政策的话，何以在山西能够发现这么多保存完整的资料？与山西相比，中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在集体化时代的文书档案整理如何，现在又是处于何种状态？再者，即使是在山西省内不同地区，其实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村庄的文书档案整理得相当规范、有序，比如山西省阳城县南关村、安阳村等，这些村庄的文书档案被整齐地编排整理，存放在专门的档案室中;有些村庄虽然也有档案资料，却散乱不堪，随意堆放在村庄仓库，布满灰尘;有些村庄的文书档案则渺无踪迹，未见留存。这种差异性除了各地对中央档案整理这一政策的执行能力不同，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和工作态度不同外，还能反映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呢？问题很值得探究。本文的首要任务即在于廓清村庄级文书档案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一、中央精神:把社队档案建立起来

　　中共历来极为重视档案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就制定了《文书处置办法》，把地下党的档案尽力保存下来。在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又收集大量历史文件编成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文件汇集，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但是，过去由于战争的环境，保存下来的档案毕竟是很少的，要建立系统科学的档案工作也是困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更多地注意了这一项工作。1955年1月，中央发出指示，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经验;1956年3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我国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草案)已经把档案学作为一个项目列在其中。但是总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直至1960年间，全国档案工作仍处于恢复阶段，重点在于建立国家档案馆、各省市区国家机关和特定部门(如国防、公安、外交、文学艺术等)档案馆。农村文书档案工作尚未提上日程。

　　这种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1963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建立阶级档案的指示》，是笔者所见有关中共在农村建档工作最早的文件。该文件指出:

　　“在一九六○年冬到一九六一年春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华北局提出了在农村逐步建立阶级档案的问题。两、三年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进行了一些试点。经验证明，在农村建立阶级档案，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每一个乡村的阶级情况和革命斗争历史，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和向谁作斗争。阶级档案，是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不仅如此，这份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建立农村阶级档案的四个主要方面：每户的阶级成分登记表;以自然村或生产大队为单位编写的革命简史和典型人物的家史;对于一个村或一个生产大队的重大事件和建设成就，以及各个重要时期的主要干部的任职变动情况，应当写成专门材料，列入档案;对主要的反动分子的罪恶活动，也要记录下来，作为反面教材，列入档案。

　　与此相应，《人民日报》于1963年11月27日刊发了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社长、西铺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藩就如何建立农村档案工作谈自己成功经验的文章，标题就是《王国藩同志谈农村档案》，并配发了《把社队档案建立起来》的短评。

　　王国藩在介绍西铺大队文书档案工作经验时，将大队文书档案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1)建立反映本村阶级斗争、阶级变化方面的档案。像土改时期定成分，农业合作化时期两条道路斗争情况，贫下中农委员会名单，社员代表名单等等，都要注意记录保存。(2)记录各种基本数字材料，如生产、生活、土地、人口、劳力变化等。这虽然是些简单的数字，有时很有用处。像每年粮食增长情况，畜牧业发展情况，人民生活变化情况，都是领导集体经济的重要依据。(3)关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材料，以及有关的请示、报告、总结等，也应当存入档案。(4)各种会议记录，如支部会、队委会、小队长会等，特别是干部奖惩材料，要注意保管下来;各种财务会计账目、单据等也应该分别情况保存。应当说，与华北局单纯号召建立农村阶级档案的内容相比，西铺大队档案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包含了村庄基层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已经相当完备了。

　　在介绍了西铺大队的先进经验后，《人民日报》短评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档案，是广大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记录，是社、队以至县、区机关进行工作、领导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王国藩同志以西铺大队的经验和亲身体会，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建立和管好社、队档案，已经成为巩固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各地普遍重视。”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社队档案吹响了号角。在整风整社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的文书档案工作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地方实践:山西社队文书档案形成的三个阶段

　　相比较而言，山西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文书档案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早在1962年4月4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就向各地市县委、各公社党委转发了山西省档案管理局《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人民公社文书、档案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两个公社重点试行，并将试行中的经验与问题，随时向省档案管理局反馈。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意见其实是山西省档案管理局根据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指示和《机关档案室工作通则》的精神，结合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文书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而当时全国档案工作的重点尚未转向农村人民公社一级。所以，这份意见还明确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文书档案收集的范围和内容，即“人民公社要经常注意收集革命历史文件、资料，特别要注意收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宣传和贯彻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化运动、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生产建设等档案材料”。这份意见规定了人民公社需要立卷归档的文件材料，包括9个方面：(1)上级发来的文件和公社干部到上级机关开会带回来的会议文件;(2)公社的各项工作计划、报告、指示、决议、通知、调查材料等;(3)公社开展各项政治运动的材料;(4)公社召开各种会议形成的文件材料;(5)公社的各项统计报表、基础数字、财务文件;(6)各生产大队及其附属单位送来的报告等;(7)改造大自然的基本建设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技术文件材料;(8)上级工作组对本社各项工作的检查报告等;(9)其他有必要归案的文件材料。这就表明公社文书档案的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

　　1963年1月19日，中共山西省委又发出了《关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普遍建立档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县委和公社党委要十分重视建立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档案工作，在每年冬春整顿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工作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档案。通知还指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要将以下四个方面的材料立卷归档：(1)基本情况。应包括户口、人口、土地、劳动力、牲畜、各种农作物产量变化情况、集体经济的发展史、收益分配的结果等情况。(2)阶级变化情况。应包括解放前后、土改前后和合作化前后的阶级状况。历年来较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中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的变化等情况。(3)党的建设和干部情况。应包括党的建立和发展，干部变化，以及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等情况。(4)其他当地比较突出和特有的情况。这四个方面与1963年底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和《人民日报》介绍的河北省西铺大队经验相比，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表明，山西农村文书档案工作在当时确实是走在了全

　　国一些基层典型村庄的前面。山西省委的这份通知最后还指出建立农村档案的步骤与方法，即“各地、市、县委和公社党委，对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建立档案工作，应该先进行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在取得经验基础上，制订具体规划，争取在两三年内分期分批地把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档案建立起来。通过试点，由县或者公社统一制定一定的表格、卡片和卷宗样式”，由此逐步实现基层档案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当视作山西社队文书档案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1976年9月20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召开赴运城地区参观学习档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共有五份材料，分别是：《地(市)县档案馆清理鉴定工作办法》，《地(市)县级机关档案清理鉴定办法》，《地(市)县级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人民公社建档工作办法》，《生产大队建档工作办法》。应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档案建设工作，对于社队档案工作来说同样如此。作为这次全省档案工作会议的成果，1976年11月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发布1976年第19号文件，正式出台《地市县级机关清理鉴定档案工作办法(草案)》、《人民公社建档工作办法(草案)》、《生产大队建档工作办法(草案)》，要求各地、市、县、社、队革命委员会研究试行。

　　与1963年不同的是，《生产大队建档工作办法(草案)》已经将这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了。该方案中还规定了建立社队文书档案的“三簿、三卷、三项制度”。“三簿”是收文登记簿、发文登记簿、查阅档案资料登记簿。“三卷”是上级来文卷、本队文件卷、内部资料卷。“三项制度”是档案保管保密制度、查阅档案资料制度和文书处理工作制度。尤其在文书处理工作制度中，规定生产大队收文、发文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各种会议要记会议记录;发文要用同一纸型、格式。此外，还配发了生产大队档案资料整理鉴定方法示意图，将档案和资料明确区分，并将社队档案分为支部群团文件、革委文件、上级文件、个人档案、财务档案、历史档案六大类，细致规定了各类文件的组卷条款、保管期限、组卷方法、卷内排列方法和案卷排列编号方法。此当视作山西社队文书档案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1980年2月13日，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发布1980年第11号文件，内容是“印发关于档案工作三个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经过三年的试行，今年1月在地、市档案局长座谈会上，对这三个《办法》又做了研究和修改。现将修改后的三个《办法》分别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切实贯彻执行。”应该说，这份文件是在1976年三个《办法》草案基础上，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最终确定的建档工作办法。与1976年相比，1980年出台的《生产大队档案管理办法》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动，仍然坚持执行“三簿、三卷、三项制度”，只是将档案类别由1976年的六大类改为七大类，增加了“科技档案”，并将1976年文件中所有“革委”的字眼作了相应的更改。此后，山西省的社队文书档案遂以此为准绳建立起来。这一规范化、制度化的进程长达19年时间，可谓漫长。此当视作山西社队文书档案形成的第三个阶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现存百余村庄文书档案就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形成的。

　　三、为谁服务:山西社队文书档案的时代使命

　　社队文书档案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196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号召在农村建立阶级档案，是与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1963年华北局第129号文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1933年《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讲话内容来说明在农村建立阶级档案的必要性：“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写两三行，易于遗失，是不好的。”这份文件最后又明确指出：“当前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一个大揭露、大反击。这种揭露、斗争的过程，也是农村阶级大排队的过程。同时，通过这个斗争，也将会使农村的阶级斗争历史充分反映出来。各级党委应当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建立农村阶级档案的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抓起来。”

　　《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7日社论中亦有类似表述。社论指出：“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情况来看，社、队档案的作用更是十分显著。有些地方在编写社史、村史、家史，以及举办社会主义教育展览会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使这些工作做得准确可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地方由于没有保存土改时期的档案材料，不得不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回忆传述，而记忆有时并不是很准确的。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请贫农、下中农来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当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这些在旧社会经历过重重灾难和艰苦斗争的贫农、下中农，许多人已经老了，若干年后，就很少有人能讲述旧社会的苦难历史了。为了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了把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斗争记录保存下来，建立必要的档案制度，已经提到公社、生产大队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由此显见社队档案之政治意义。

　　应该说，山西的社队文书档案工作具有同样的政治使命。1962年山西省档案管理局《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人民公社文书、档案工作的意见》就已指出：“人民公社的档案，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反映和真实记录，是研究革命历史的物质基础，是教育后一代的教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之一。”1963年中共山西省委发布的《关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普遍建立档案的通知》第一条，也对社队档案工作有着明确的定位：“为了有效地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生产队领导，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与集体经济和发展生产，各个人民公社都要以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为单位普遍地建立档案，把各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本情况，领导骨干情况，以及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等，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整理记载起来。这样，将对于我们研究农村阶级变化和阶级斗争，研究农业生产和收益分配政策等，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料，特别是从教育后一代来说，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华北局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有关言论相比，中共山西省委的这一定位是比较全面的。在强调社队档案政治使命的同时，还强调了社队档案对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制定农业收益分配政策的重要价值，并非单纯强调其政治使命。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爆发，社队档案的政治使命日益凸显起来，逐步凌驾于服务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之上，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首要任务，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完全呼应。对此，我们可以从1976年9月20日山西省全省档案工作会议的材料中看出来。这次会议下发的《人民公社建档工作办法(草案)》中，对人民公社档案作了如下定位：“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公社的档案，特别是公社化以来本身产生的档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使这些档案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服务，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尽快建立、健全人民公社的档案工作。”

　　与此相似，会议材料《生产大队建档工作办法(草案)》也对生产大队的档案作了定位:“生产大队是基层单位。生产大队的档案是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原始记载。为使这部分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生产大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立健全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至1980年，随着党内政治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中共山西省委对于社队档案的定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80年山西省委办公厅下发的《生产大队档案管理办法》为例，该文件对生产大队档案的定位已明显不同于1976年：生产大队是我国农村的基层组织。生产大队的档案是农村生产斗争、政治斗争、科学研究的真实记录。为使这部分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生产大队必须建立健全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

　　在此，已不再强调革命字眼、也不再强调三大革命运动了，而是采用了一种相对舒缓、平和的语气来定位。可见，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山西省的社队档案经历了从最初强调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的全面定位，到强调为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服务，最后又转变为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社队档案在短短20年的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其本身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的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队档案的政治使命开始让位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显赫一时的社队档案逐渐趋于没落。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广大农村社会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出发点，重视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队档案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集体化时代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已无法相提并论。因而山西农村的社队档案成为故纸堆，无人问津。在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社队档案濒临消亡。自2003年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在行龙教授带领下，开始有意识地抢救、收集、整理集体化时代的社队档案资料，至今已收集到百余村庄数千万件，这样的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这一工作也使得山西农村社队档案的命运峰回路转，开始转向以为学术研究服务为中心了。

　　四、余论:作为模范省份的山西与其他省份的比较

　　山西历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省份。1981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曾发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学术演讲，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历数了山西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延至近代，山西在国史上依然扮演着相当突出的角色。民国时期，山西就是全国闻名的模范省份，阎锡山在山西进行的村政建设、六政三事令时人称道不已;八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集体化道路上山西又作为全国的模范省份，先后涌现出了平顺西沟村李顺达、申纪兰，昔阳大寨村陈永贵、郭凤莲等全国有名的人物，农业学大寨使得山西全国闻名。

　　然而，当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一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梳理山西社队档案的发展历程，而是试图通过社队档案本身来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山西之所以会成为集体化时代全国的模范省份，除了其本身就有“模范”省份的传统禀赋外，其成功更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这样一个集体化非常成功的省份，其社队档案的建立、整理和保存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也同样具有成功之处，堪称模范。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社队档案形成历史的梳理，首先明确了社队档案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一定意义上讲，山西农村社队档案的率先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为该省的集体化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这种良好的政治基础，对于集体化时代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广泛政治动员和组织，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社会舆论。由于民众被高度整合起来，能够紧跟时代的要求，达成特定的政治目标。于是，集体化时代的山西省就具有了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的特征。简言之，要高度重视社队档案在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那么，中国其他省份在集体化时代的社队档案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与山西相比，又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问题尚待回答。

　　（张俊峰，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