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 (1660),清廷决定将祭祀北岳地点从直隶曲阳县移到山西浑源州,从此汉代以来就在直隶曲阳举行的祭祀北岳礼便告废止。 这次移祀事件有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金定都北京,天子居于北方偏离天下中心,于是有人在大定七年 (1167)提出重定五岳之说,几乎同时山西也出现 了浑源北 岳说。到明代弘 治六年 (1493)马文升再次提出北岳移祀,之后又有几次官员上书请移祀北岳至山西。但终明一代未将此事落实,移祀最终在清初完成。　

　　判断北岳归属问题并非难事,明清河北山西两地争北岳的具体情节也已基本理清,但北岳变迁及政治意义仍值得深入探究。五岳常被赋予拱卫一方之功能,北岳尤为突出。明代河北山西两地都在围绕各自的北岳信仰中心建立北岳行祠,分别出现了北岳地域崇拜。其中山西的北岳行祠发展较快,这与明代以来山西北部为边防重地有直接联系。　　

　　下面笔者以北岳信仰的军事功能为起点展开此次考察。

　　一、北岳的军事功能　　

　　清顺治 《恒岳志》及明代 《北岳庙集》保留了明代祭祀北岳记录,除弘治十四、十五年在山西浑源祭祀、建庙外,其余都在曲阳北岳庙。 从时间分布来看,明代历朝都曾祭祀北岳;从内容上来看,明初以后几乎每位皇帝即位都要告祀北岳,足见明代五岳祭祀的制度化程度很高。 天子即位告祀是期望通过北岳之神向上天通告新天子统治天下,彰显的是北岳作为天下一方的政治象征意义,属于抽象层次;其余祭祀活动多是求风调雨顺以保一方平安,体现的是北岳神祇作为一方神明的实际庇护功能。除此之外,北岳神祇还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具有较强的 军事庇护功能。曲阳一通唐代 (开元九年)碑刻记道:　　

　　北岳恒山者,北方之巨镇也。……限华夷之表里,壮宇宙之隘害……以先天二年, 有瀛州清苑县人魏名确,爰因行李至岳庙之前,乃见二人,一者白衣,一者紫服,侍从甚肃,进止不凡。自云:我是五岳大使,发兵马六十万众,为国讨贼。五岳大神九月三日俱来此山,大为欢会。名确迁延未去,诸神遂乃作怒,牵至庙中,用申责罚。祝史杨仙童亲见其事,乃驰告官司,州将骇之,随以闻奏。敕遣上宫及内谒者,赉神衣礼物以赴会期,凡厥寮寀,共陪享祭……　　

　　据光绪 《曲阳县志》分析,碑中所记岳神所讨之贼正是唐代幽州边疆劲敌———奚和契丹。此碑所载战事的前一年,幽州发生两次大战:先天元年 (712):“(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十一月, 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碑中所载地方官将岳神显灵上报朝廷,朝廷殷勤遣使乞灵于岳神,这足见官方对军 事胜利的 渴求。 另一通唐 代碑刻 (727年立) 突出了当 时北岳的 特殊地理 位置:“嵩华乃局于近甸,衡泰不逾乎方域,孰与夫包括绵长,经纶中外?”确实,唐前期国家外患集于幽州,当时五岳之嵩山、华山、衡山和泰山都远离边疆,只有北岳地近幽并,北岳神祇自然承担起捍卫边疆的重任。对神祇功能的需求总会让灵迹再次出 现, 第三通唐 碑提到开 元二十二 (734)年张守珪战胜契丹事,并记录在战事之前又有人曾见岳神现形并预先被告知岳神将帮助唐军得胜:“初有高阳人田登封,于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谓之曰:吾方助顺,取彼残孽,殄歼元恶,悬诸槁街。果如其期。”这次神迹与开元九年碑所记如出一辙,它们都倾向于把唐王朝获得的军事胜利视为北岳山神之杰作。　　

　　唐代之后,北宋边疆 也多在河 北中北部 徘徊,大茂山 (曲阳恒山)地处辽宋边境,故北岳恒山的军事捍卫功能继续为河北边防服务。曲阳北岳庙现存碑刻中就有数通宋碑。 《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记载:“先是,匈奴之犯塞也,来诣祠宇,卜其吉凶,不从滑夏之心,遂纵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辅德,神实依人。乏祀虐民,自作败亡之计,彼曲我直,坐观荡覆之期。”此为一次契丹犯边,契丹人曾抵达曲阳并在北岳庙占卜,据光绪 《曲阳县志》推断,该战事可能发生于淳化二年 (991)。此外,北宋治边名臣韩琦所作 《重修北岳庙碑》记载了宋王朝祭祀北岳礼仪,其中有 “每岁立冬,天子以所署祝册,就遣守臣,以袛祀事”。这足见北岳祭祀受到当局高度重视。　　

　　直至明代,北岳神祇 的军事功 能也时有 发挥。如正统八年 (1443) 蒙古骑兵 曾深入至 曲阳,有碑文记载: “若唐清苑人魏 名确过庙 前, 见衣白紫衣二人自称五岳大使,发兵六十万,为国讨贼者,其一证也,又闻去年冬十月胡寇犯曲阳有经庙门者,骇视不敢入而奔匿,庙中之人皆获免,鬼神之威灵尤彰彰可征若是乎!”显然, 正统年间岳神显灵护佑的神迹再次被当地人当作唐代神迹的搬演。唐代神迹还出现在另一则明代碑文中,嘉靖四十三年 (1564)保定巡抚张师载撰文:“惟丑虏频年暴横扰我疆场,虐我人民, 闻昔朱袍白服二使发兵六十万,殄彼妖氛,又胡骑犯曲阳,阴禠其魄,张目骇视而不敢 一及门庭,是皆神武宣著,正气发扬,海宇赖是以廓清也。”该文提到的朱袍白服即唐代故事里的五岳大使,与唐故事并列,百年前的正统灵迹也被刻诸碑石。　　

　　从以上诸碑来看,历代王朝的边患为北岳神显灵提供了机会,于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神迹。 这些神迹刻于碑石,让北岳信仰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北岳卫边似乎成为传统。以唐代岳使降神为例,此事反复为后人称道,直至明代,它依然在指引着河北官民对北岳军事功能的信仰。

　　二、北岳信仰的偏移与山西北岳祭祀圈的出现　　

　　河北曲阳作为传统祭祀北岳之地,至明清其周围已出现诸多北岳行祠,约计19座。这些行祠多位于保定真定二府,可以认为是构成了一个以曲阳北岳庙为中心的 “北岳祭祀圈”。从建庙时间判断,它们应相继建立在自金元至明清较大时间跨度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传统信仰大多是服从于现实之需求,哪里有对某种功能的需求哪里便会产生具有此种功能的神祇。明代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镇与山西镇及京西的宣化镇合归宣大总督指挥,有明一代宣大一线始终是拱卫京师之要地;而此时,河北大茂山及曲阳北岳庙已偏居畿内。于是,大同新边境的出现为浑源北岳信仰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马文升提出移祀之前,与曲阳国家祭祀北岳并行,浑源恒山已经常得到当地官方崇祀。浑源地方所修 《恒岳志》将当地北岳祭祀的合法性上溯到洪武八年,它声称此年朝廷下令在曲阳祭祀北岳的同时也祭祀浑源北岳,之后浑源岳庙逐渐为当地重视:　　

　　(洪武)十三年修恒山岳庙,时龙虎将军周立出镇云中,因盛夏不雨,□麦不收, 入秋淫雨洊至,禾□黑,三冬不雪,乃备牲醴祈祝,捐赀修葺有。成化四年,都宪王世昌捐修恒山岳庙。六年大同 总兵官杨 信出征,祷恒岳,大捷。时寇困威远,信诣山, 祭祷乞神佑,至胡柴沟,大破之。十四年大同巡抚李 敏祷雨恒 岳。 时大旱, 祷毕大雨……　　

　　以上参与浑源北岳庙活动的人物多有军职军务,正是基于对具有捍卫 边塞功能的神祇的需求,这些武臣就近选择了浑源北岳庙;而浑源北岳庙成功满足他们需求的灵验事迹必然会加深既有的浑源北岳说。这里还应指出,后来将北岳移祀提上议程的兵部尚书马文升正是曾在山西等处任职的治边名臣。　　

　　在坚信浑源为古北岳的驱动下,山西官民积极投身于北岳文化特别是行祠的建设。大同知府闾钲曾量身制定飞石窟以证明曲阳北岳飞石来自浑源,他目睹浑源北岳进香盛况后,即下令在怀仁县建北岳行祠。山西地方人士更是为浑源北岳说著书立传,以扭转其缺乏经典及故事方面的劣势。明代第一部 《恒岳志》由明末浑源知州赵之韩同邻县山阴县举人王濬初合作修纂。 《涌幢小品》载:“恒岳自石晋时没于虏,我朝始涤入版图,志书刻于近年,乃赵王二公所纂。中列图赞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 赵名之韩,汜水人。王名濬初,山阴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又据 《明史》,王姓大臣谥文端者有二,一为雷州王直,英宗时大臣,二为山阴王家屏,万历时大臣,因此王濬初当 为王家屏 子。王氏父子笃 信浑源北 岳说并多 次为之作 文。王家屏在朝中掌权,浑源北岳说当借其势在朝廷颇有影响,其子作为士绅则活跃于地方, 积极从事于为浑源北岳张目的实际建设。如王濬初在天启二年 (1622)曾为化悲岩北岳庙作 《化悲岩北岳庙记》,他用了相当大篇幅攻击曲阳北岳并为山西恒山叫屈,发出 “意者神所栖不安于侨,又不得藉”与 “质诸鬼神”之类感叹,其主浑源北岳说相当坚定。　　

　　在山西,正是有地方官员与一批王濬初之类士绅的鼓吹,明代该省北部除浑源北岳庙外也出现了多个北岳行祠。下面是依据方志材料对山西北岳行祠所做初步统计:　　

　　山西省北岳行祠简况  

　　山西省北岳行祠简况 

　　山西省北岳行祠简况 

　　以上是山西北 岳行祠分 布简况,共29座, 多在山西北部州县,数量多于河北。现对以上诸行祠作出简要分析。　　

　　首先,从明清两部省志记载来看,成化 《山西通志》有北岳行祠5座,最北五台2座还在雁门之内,其余3座散落在太原府以南三州之地, 其行祠数量还不及河北弘治年间保定一府6座; 但到雍正 《山西通志》,山西北岳行祠已增至14座,除去五寨、偏关、静乐、河曲、岢岚5座, 其余9座均在雁北大同府一带。其次,据乾隆 《大同府志》、光绪 《天镇县志》、崇祯 《蔚州志》 及乾隆 《浑源州志》 可发现:除雍正 《山西通志》9座行祠外,雁北地区还有五州县在明代已有约6座行祠 (阳高蔚州浑源各1座、怀仁多出1座,天镇2座),共15座。最后,以大同府为限,明代大同府辖四州七县,假设雍正 《山西通志》所载广灵、广昌、马邑三县 行祠不晚 于明代,则明代大同府拥有北岳行祠9座,它们分布在浑源州、应州、蔚州、山阴县、怀仁县、广灵县、广昌县、马邑县等三州五县。据乾隆 《大同府志》,大同城明 代东门瓮 城已有五 岳庙, 之后最晚至清中后期大同县也有了北岳行祠;最终大同府未建北岳行祠的大概只有朔州和灵丘两地,而据雍正 《朔州府志》, 朔州也早 有五岳庙,此或是其无北岳独家行祠之原因。退一步说,即使广灵、广昌、马邑三行祠非建于明代, 也当在清初,这与大同府明代已出现的5座行祠时间相隔不远,在行祠传播上仍有较紧密序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自明代开始,以浑源北岳庙为中心,大同府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形成了河北之外另一个 “北岳祭祀圈”。

　　三、山西北部北岳行祠及其军事意义　　

　　明代雁北地区设有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行都司,与大同镇同治大同城。前述明至清前期雁北地区北岳行祠约为15座,除去大同府属州县的9座外,其余6座分别位于天镇、阳高、左云、 右玉和平鲁 (平虏),此五地属明代山西行都司。 上表所示天镇、阳高行祠明确记载为明代所建; 近期朔州市平鲁区发现正德五年 《重修北岳行祠碑》,可知雍正 《山西通志》 所记平鲁行祠始建不晚于明中期;又据雍正 《重修朔平府北岳庙碑记》,右玉北岳行祠于明代移至城南,是知右玉明代已建行祠;最后,雍正 《山西通志》所记左云行祠建立时间也可能不晚于明代。若是, 则明代山西行都司五个北岳行祠在大同城北一字排开,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雁北地区北岳行祠分布图 (据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瑒瑡   　　

　　山西行都司辖14卫,除朔州卫与应州之安东中屯卫,其他12卫集中在 大同府、天镇、 阳高、左云、右玉、平虏 (此五地清 代立县)、 威远堡 (清未立县)等7个地点。除大同城2卫外,天镇、阳高各集2卫共4卫在大同城东, 左云、右玉各集2卫共4卫在大同城西,此8卫拱卫大同成犄角之势;又威远、平虏 (即清代平鲁)各集1卫布在镇西之南北,此10卫六地自东至西为行都司极边重地,集中了全区主要兵力,它们也是山 西行都司 在雁北地 区的实土 卫。在六实土卫所在地中,除威远堡外,其余五地皆有北岳行祠,其中天镇一地有两座。据上表,阳高行祠明确记载由 明代军区最高长官修建,联系前引 《恒岳志》所载明代大同军将时常乞灵于浑源北岳,可知这些出生入死的军士已迫不及待 地将北岳 神祇从浑 源请至自 己的栖身 之所。　　

　　天镇县的北岳行祠设置最能表现北岳神祇之军事捍卫功能。首先,据乾隆 《天镇县志》,该地不惟北月城有北岳庙,其东、西、南三月城皆有东岳、西岳、南岳三庙;月城即瓮城,城池攻防首当其冲。从光绪 《天镇县志》附图来看,该城四月城极小,仅依门而立,四岳庙各处其中, 足见将士们期待战时可与岳神并肩作战。其次, 从四岳庙建立时间来看:北岳庙弘治元年建;东岳庙弘治八年建,正德四年重修,嘉靖四十五年重修,清雍正八年再修;西岳庙,明弘治十二年建,正德五年修,崇祯元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三年再修;南岳庙仅提及明时建,清康熙三十七年重修。可以判断天镇县北月城之北岳庙当最先建成,其后东西南三面岳庙才逐次树立,这表明天镇县即前明两卫治所先接受浑源之北岳信仰而立庙。其次,明代将士还在天镇四月城外各建四岳坊。如 “天齐大帝 坊在城东,明正德十 四年建;衡山胜境坊在城南,明弘治十八年建;位镇华岳坊在城西,明正德十四年建;恒山胜境坊在城北,明弘治十八年建。”这些岳神牌坊与月城内岳庙结合在一起,仿佛在向外宣示此城为五岳神祇保佑,不可侵犯。需要指出的是,天镇城以北岳牵头的诸岳庙建置大多集中在弘治年间,此时恰为明孝宗着力整顿北边之时,天镇建置当为新边政内容之一,时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也正是在此期间提出北岳移祀大同浑源之议。最后, 天镇卫另一北岳行祠所在地为新平堡。该堡在县志 “关隘” 位列第一,为本卫最 重要据点,其 “在县东北六十里,明嘉靖二十五年置,隆庆六年增修,堡城砖甃,周三里有奇,今新平路参将驻之”,顾祖禹指出 “本路孤悬口外,备御最切”。可以推测,该地将士拒 敌任务繁 重,时刻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卫城岳神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生欲望,故在立堡后不久就再修一所北岳行祠。　　

　　山西行都司9卫五地之北岳行祠明确于明代建立的有天镇等四地诸卫,笔者倾向认为左云行祠亦立于明代,它们皆是因诸卫将士渴求岳神庇护而建。退一步思考,即使忽略此五地行祠具体建立时间,其军事色彩依然明显。清初雁北地区沿袭了明代的卫所制度,直到雍正三年,天镇等五地才化卫所为县治。从雍正 《山西通志》 可判断,五地北岳行祠显系卫所旧制产物 (据此似更有理由相信左云行祠建于明代)。这样,在清代天镇等五县建置史上,伴随着卫所改县,出现了立庙先于立县的现象,这一现象再次突出了卫所作为军管型政区的特点。　　

　　此外,安东中屯卫所在之应州虽地属大同府而非山西行都司实土,但其地亦因军事因素而崇祀北岳,其瓮城的北岳庙当然体现出应州为军事重镇。同时应州军人还在州东边墙要塞北娄口建有恒山庙,该庙建于万历初年,明末重修,其参与者皆为当地军官。至此,可以说山西行都司从行都司治所大同城到各卫治所普遍出现了北岳信仰。　　

　　浑源北岳之辐射不仅限于雁北地区。从山西行祠统计来看,大同府以南亦有数座,它们分布在山西西部 偏关、河曲、保德州、岢岚州、静乐、临县六州县以及靠近浑源的繁峙县。从其成立时间来看,静乐县行祠始于金代,偏关、保德州、岢岚州、临县可确定为明代所建,河曲行祠亦是明代所建,繁峙行祠时间待考。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四地属明太原府,同时也是山西镇驻军所在。偏关为外三关之首,在山西镇中位置最为重要,设有参将,其所属老营堡即北岳行祠所在地设有守备。河曲县在偏关之南,地位重要,设有参将;河曲之南保德有千户所,亦为河曲参将服务。岢岚州明初设镇西卫,此外还设有归偏关参将统领的岢岚守备。此四地由北而南, 集中沿黄 河布防, 构成山西 镇之西线。老营堡行祠建立者为该地兵备长官,其军事意义一目了然。保德州北岳行祠在城外东南紧靠教场,教场乃明弘治十五年建,崇祯八年设曾于此地立营伍守备衙门;又保德州北西两面为黄河,其城东南为通往岢岚等处要地,故于此驻兵,其北岳行祠亦或为该处兵 将所建。至此可知,与雁北地区北岳行祠传播类似,除一般北岳文化认同因素,山西镇西路诸行祠也显示出一定的军事色彩,这或许也透露出行祠所在州县具有超出一般民事政区意义的军事特殊性。如果因偏关老营堡侧应平虏卫,将大同镇北部诸行祠与山西镇西线诸行祠联系,恰构成一条北岳行祠链, 此行祠链即寓于明代山西北部自西南至东北整条边防线上 (参见上图)。　　

　　通过方志资料还可以发现,山西北岳行祠除军事色彩外,其所寄寓的北岳信仰也日益深入民间。浑源当地民众一般在农历四月八日浴佛日拜谒北岳,其南繁峙 县、 保德州及 临县与之 同日,怀仁县也当在此日。山阴县北岳庙后来成为祈雨之地, “旱祷有应”;大同府东广灵、广昌二地民众在三月定期朝庙;大同府以南,与保德州、临县不同,河曲县民众于二月 八日朝庙。保德州北岳庙不惟进香时间与浑源统一, 且其盛况竟超过圣母庙,应为当地香火最盛祠庙。民众定期拜庙,或选礼佛之日,这些足见北岳国家信仰已渐染民俗。　　

　　至此可知,山西北部特别大同地区严峻的边防形势有力地推动了北岳信仰在该地传播,国家信仰与边疆军事诉求实现了完美结合,于是一座座行祠拔地而起。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山西行都司诸实土卫已建立北岳行祠,至清代诸卫转为州县,为明代守边将士信奉的行祠也作为卫所制度产物为清代县制接收,它们成了新县中的旧庙。 这些北岳行祠的历程可视作是在文化层面上验证了山西行都司的部分实土性质,更有助于理解都司卫所制度下军事政区的特殊性。

　　四、结语:河北北岳信仰的衰落　　

　　自马文升呼吁移祀北岳后,浑源北岳声望蒸蒸日上,而河北方面却表现平平,甚至有官方公开否定修建北岳行祠行为。以保定清苑县北岳行祠为例,其最早修建者乃永乐年间知府,此是官方认可行祠,但在嘉靖 《清苑县志》里,这所北岳行祠被县官以明太祖肃正典礼之名附到了 “淫祀”里。而与之相反,同样在明代,浑源知州就在浑源 城南恒山 主庙之下 建立了 “恒岳行宫”;万历年间的山西官员在编写 《山西通志》 时还大胆窜改明太祖诏书:“太祖以岳镇海渎自天地开辟,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岂候国家封号可加?渎礼不经,莫甚于此,因尽去前代封号而厘正之,如祭恒山于浑源州称北岳之神”,有了这些地方上的举措,无怪乎山西的北岳行祠发展超过了河北。　　

　　诚然,明清北岳移祀事件主要表现为以马文升为代表的大臣在朝堂上的提议与论争。但借助诸多方志材料,考虑到明清北岳移祀的军事背 景,我们还可以从地方层面深入认识移祀的动因,可以说明代山西北部边防将士的精神需求是北岳信仰从河北向山西转移的原动力,山西地方士人与官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北岳信仰在山西地方已是既成事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朝臣对河北古北岳提出异议,正是在地方信仰与中央提议互动配合之下,明代北岳认同的重心从河北逐渐转移到山西,只不过这一转移的最终完成推迟到了清初。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曲阳附近的北岳信仰也开始松弛。考古人员近期在大茂山发现数通碑刻,这些石刻显示明清时期河北恒山即大茂山周围逐渐兴起一种民间信仰——— “天仙圣母”。与圣母信仰发展鲜明对比的是大茂山下 北岳行祠的没落,这可以明清两则修 庙碑记为证。首先是明嘉靖二年 《重修北岳庙记》,其文记明朝崇祀北岳,山下行祠乃奉敕所建,至景泰四年 (1453)由都御史再次重修,再至嘉靖二年,道士李守渊立意修庙,广为宣传,地方士绅积极响应。莅临此次修庙盛事的还有:　　

　　钦差镇守倒马等关太监杨□、镇守倒马关都指挥阎、把□落路口副千户张祜、文林郎知阜平县事四川何□、阴阳官孙孺施地一所、唐县义民官刘迁、唐县生员于绍□、本县吏吴、儒学教谕山西王棠、训导山东高密刘景旸、山东平源□天锡、监生李奈、孙凤、刘朝宗、张安、贾珍、孟麟、林秉、耿鹏、霍灏,生员唐隆、顾□、刘□。　　

　　由这则碑文来看,明代大茂山地区仅行祠修建,就有上至钦差镇守等大员,下至地方乡老义民参与其中,这足见当时曲阳北岳作为国家正祀之影响。 之后, 清代的一 则碑刻 《通都重修 □□》记录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盖谓大茂山前有一古刹玄都观一座,建立北岳神 祠于内,有四五座 大殿。自尧以来,重修不计其数矣。会以年久日深,风雨损坏,砖瓦凋零,至于平川之地不远矣。道人张信安到此观,内心中不忍,坐视可不理乎?恳化十方施主,□舍资财。信安住持一经三十六年无有休歇,以今通修完固,发心立碑。还有一件大事,又逢□岁大凶,康熙闻此,哀悯一郡黎民,明示去粮,道人信安之庙内征税禀告县尊。　　

　　此观孤野□□王爷察明□□□□待…………七年　　

　　从碑文中康熙年号及 “县尊”称呼,可大概判断立碑时间或为清代中晚期。此次所修即嘉靖重修之行祠,可这次修庙者却只有1位道人张信安,而且他是花费36年积攒财力才完成修庙重任。与嘉靖修庙规模相比,此次修庙相形见绌, 颇为寒酸,可见随着北岳移祀至山西,古代恒山即大茂山区域内北岳信仰日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