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从不同角度进行实证的各案研究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晋水流域36个村庄对晋祠神灵的祭祀为主要线索展开研究，试图从多村庄祭典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这无疑属于一种典型的区域社会史个案研究。因而首先要求我们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反映“地方性知识”的文本资料，并切身体验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本文主要利用了生活于毗邻太原晋祠的乡村名人刘大鹏先生所著皇皇上千万字的《晋祠志》及其稿本《晋水志》[1]以及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地方志。同时，近些年来在晋水流域的多次田野调查也使我们获得了更为深刻的“乡村感受”，有裨于对文本资料的进一步解读。
一 晋水流域水利开发史
晋水流域36村祭祀系统以晋水灌溉体系为基础，概略性地了解晋水流域水利设施及其水利开发的历史进程，对本研究应是至为重要的。
晋水发源于距太原市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下，悬瓮山系吕梁山脉边沿名山之一。明嘉靖《太原县志》云：“山腹有巨石，如瓮形，因此得名”，《山海经》则有“悬瓮之山，晋水出焉”的记载。晋水源头即在三晋名胜晋祠，计有难老、鱼沼、善利三泉，其流量则以难老泉为最。有研究表明，宋代晋水流量最高达2.5m3/秒[2]，昔日滔滔晋水畅流东至古晋阳（今古城营）南六里汇入晋阳沼泽地，东南注入贯穿山西南北境的汾河。如今鱼沼、善利二泉均已干枯，晋水流量可谓微乎其微，十年前甚至出现断流现象。睹物赏景，能不令人浩叹！
晋水的开发和利用历史悠久，渠系的初步形成当在春秋战国之际。史载，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晋国世卿智伯联合韩魏欲取赵氏晋阳城，然晋阳城固若金汤，“三月不拔”，于是智伯开渠引晋水以灌之。后赵襄子与韩魏媾和反攻智伯，智伯兵败身亡，晋阳解围，三家分晋，战国纷争的局面由此拉开序幕。因晋水渠系最早为智伯所开，“智伯渠”亦由此得名。
时至汉代，当地民人开始利用“智伯渠”渠道旧迹，修整疏浚，灌溉田亩。《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三年（116）“修理太原旧沟渠，灌溉官私田”。此时晋水渠道仅有此一渠——“智伯渠”，亦即后来所称之北河。北河首次灌田兴利，所经之处如安仁、贤辅、古城、金胜等村皆年丰稔熟，农业遂得以发展，《汉书》谓“太原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描述的正是这一情形。
隋唐时期，晋水进一步得到开发利用。隋开皇四年（584）新开中河、南河，其中南河又分为三河：“其中派入大池流经南神桥晋源都东庄，为中河。又一派为陆堡河，流入大寺等村。其南派流入索村等地，为南河”。中河、南河的开凿，使晋祠东南部“周回四十一里”的土地得以灌溉，晋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唐代晋水水利工程主要是两次修建跨越汾河的渡槽工程，将晋水引入对岸的东城。原来，东城地区地多碱卤，井水苦不可食。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北都太原，长史李绩“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3]德宗时期第二次修建跨汾渡槽工程，且“环城树以固隄”，不仅解决了城东居民饮水问题，而且扩大了农田的灌溉面积，该时期晋水溉田面积已达112顷有余。李白游晋祠有“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等诗句，正是对唐时晋水景观的真实写照。
宋代晋水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溉田面积达到鼎盛时期，此举时任太原尉陈知白功莫大焉。刘大鹏《晋祠志·陈大夫知白传》特表之：
宋嘉祐五年，（知白）为太原尉，时晋水奔流，溉田无多，诸多田畴，水虽能及，乃民皆惧以水增赋，悉不敢溉之为用，水竟付之东流。公悉其弊，思利导之，剀切晓谕，民始释然于以水加赋之说为欺罔。郭公京亦为太原尉，助公设法兴水利。于是浚其源为十分。……凡溉田数万亩，水利遇事大溥。[4]
陈知白和郭京此次治水，浚水源为十分，修建分水石塘，划定三七配水比例，设立渠长水甲管理水渠，使晋水管理有了简而易行的制度。后神宗时期，又经太原人氏史守一进一步兴利除弊，健全配套渠闸桥涵，使宋代晋水溉田面积最高达到六百余顷，所谓“晋水之水利无复有遗，倍加于昔矣。”陈知白因此被乡民喻为西门豹，此后晋水流域百姓于每年祭祀水神之时必附祭陈公牌位，以示不忘。
宋金之际直至元末，太原城郊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混战的重地，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经营千年的古都晋阳被赵光义放火焚烧，霎时间全城化为灰烬，次年，赵光义又引汾、晋二水狂灌晋阳废墟。晋水流域因迭遭战乱，渠系破坏严重，争水冲突日趋激烈，所谓“水利虽云溥博，而水争则极纷纭”。[5]
明清两代，随着人口数量的明显增长，晋水流域水利资源日趋紧张，以争夺晋水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水利纠纷在晋水流域36个村庄和不同渠系间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晋水水利管理制度在“国家与社会”的不断调整中日趋严密。明初太原为九边重镇之一。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封三子朱棡为晋王，古晋阳城废墟及周边成为明初军屯的重要场所，流域内的古城营、五府营、小站营、马圈屯、河下屯、西寨、旧寨等村庄名称本身就与军屯直接相关，至今仍有所谓明初军屯“九营十八寨”之说。按太原驻屯一卫三千户所，粗略估计屯田数和军户数均在两万以上，占到当时太原县耕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6]明政府为鼓励军屯，将部分民地充公，改为晋府用地，并按“军三民三”的分配办法重新配置水资源，致使“王府与民间参错相连”[7]。明孝宗时，开始出现北河渠长卖水与王府的现象，嘉靖年间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宁道苏皋“亲履各渠查访审验”，进一步整顿渠长水甲。后万历年间，北河下游金胜村又因水程不足要求变更旧例，再次与王府发生严重冲突，结果亦以“维持旧例”告终。
清代晋水流量已明显减少，尤其是在人口和溉田面积增加的背景下，水利冲突愈加激烈，由是水利管理愈加严密，此所谓“利愈溥而法愈密矣”。[8]清初晋水管理制度最大的变革是晋水总河制度的建立。先是因晋祠、赤桥、纸房三村位居晋水发源地界，晋水流及下游村庄必经过此三村田畔，“故三村之田有例无程，历年久远，无人管辖”，[9]在水资源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远村人等常欲破此常例”，且越界“强霸”三村之田，使其不得照例灌溉，由此引发了晋水南河与总河三村之间长期激烈的水利争端。雍正七年（1729），太原知县龚新特设晋祠总河渠甲一名，除经营晋祠、赤桥、纸房总河有例无程田亩外，兼管晋水全河事务。与此同时，增定禁饬事宜七款，从各方面限制规范渠甲权力，并通令四河一体执行，至此晋水流域各河渠及村庄普遍丈量田亩、清造《河册》，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之后，虽有乾隆年间金胜、董茹与花塔、县民争水，道光末年王郭村与晋祠争水等事件发生，但大多依《河册》为据，“以旧章相质”。世居总河界内的赤桥村人刘大鹏显然对雍正年间此次整顿深为赞许，光绪末年刘氏完成《晋祠志》，论及四河分水时写道：“迩年河务和平，总河之人柔恤四河，而四河之人亦皆尊敬总河，故上下相安无事，不至如昔年争水之纷如也。”[10]
时代进入民国，晋水流域东有汾河泛滥之忧，西有山洪暴发之患，晋水灌溉面积及受益村落明显减少。1921年晋水《河册》载，晋水灌溉村庄已减少到31个，灌溉面积只剩下260顷16亩；晋祠、纸房、赤桥、金胜、索村、王郭、南张、北大寺等8村共减少水地面积13顷20亩；小站营、小站、马圈屯、五府营、万花堡、东庄、东庄营7村减少灌溉面积计49顷28亩，最后不得不“退出晋祠水例”。[11]建国初期，难老、鱼沼、善利三泉总和流量在2m3/秒左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晋水源泉上游西山一带大量采矿挖煤，加之晋祠附近深井数量不断增加以及气候、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晋水流量逐年下降。笔者在1980年初到晋祠时，其流量已不足1m3/秒，但难老泉水的突涌、鱼沼飞梁的垂滴、智伯渠水的畅流仍然可睹。怎能想到，事隔仅十余年，造福千年的晋水竟然断流。笔端至此，又不禁怅然。
综上所述，自春秋战国时代以迄不远的过去，晋水灌区就是三晋乃至全国最古老的水利系统之一，素有“晋阳第一泉”的晋水曾以其甘甜的乳汁浇灌了源远流长的三晋文明，晋水流域36村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肇始，宋代鼎盛，明清法密这些晋水开发利用的历史关节点上，晋水流域36村对晋祠神灵的祭典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运作体系。晋阳之盛得益于晋水，晋祠祭祀基源于晋水，对此加以深入探讨甚为必要。
二 晋祠主神三易其位
三晋之胜，莫逾于晋祠。“谓之晋者，指晋国非指晋水；谓之祠者，祀晋侯非祀晋水神也。”[12]晋祠最初即为奉祀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的祠堂，然岁月可以改变旧貌，自周初以迄明清，关圣帝、玉皇大帝、三官大帝、东岳大帝、真武大帝、文昌帝、太阳神、土地神、山神、苗裔神、财神、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老子、公输子、释加牟尼、弥陀佛、华严佛、仓王、吕洞宾、药王、五道神等各路神灵云集此名胜佳境，晋祠成为集儒、道、释各家于一体的奉祀祠庙。值得注意的是，晋祠主神在历史长河中亦曾三易其位，周代唐叔虞、宋代圣母、明代水母的渐次嬗变，都与关乎民生的晋水紧密相连。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水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可以从中体会到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微妙互动。
唐叔虞祠创建年代虽不可稽考，然至迟在魏晋时期即已见诸文献。郦道元《水经注》云：“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魏书·地形志》也有“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的记载。至于晋祠何以为唐叔虞祠，其最早的传说就是太史公《史记·晋世家》中有名的“剪桐封弟”故事：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剪桐封弟”的传说可能也仅是个“故事”，柳宗元就曾有名篇《桐叶封弟辨》对其提出质疑，然晋祠最初的主神为唐叔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水经注》和《魏书》记载来看，魏晋时期唐叔虞祠已初具规模。据云东魏武定年间，文士祖鸿勋作《晋祠记》，对其山水风光和祠宇楼阁极尽赞美，一时间河东文士竞相传抄。尤其是北齐以晋阳为别都，高欢、高洋父子又崇信佛教，在广建晋阳宫、大明宫、十二院及天龙、开化、童子、崇福等寺院的同时，在晋祠也“大起楼观，穿筑池塘”，祠内读书台、望川亭、流杯亭、涌雪亭、仁智轩、均福堂、难老泉亭、善利泉亭次第兴建，后主高纬天统五年（569）又改晋祠为大崇皇寺。《序行记》谓“自洋以下，皆游集焉”[13]，足见当日之盛况非凡。
隋、唐两朝是晋阳建城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唐叔虞祠名声昌隆的时代。隋炀帝未称帝前，长期在晋阳任晋王，开皇年间就曾在晋祠南面建造舍利生生塔。唐开国皇帝李渊晋阳起兵反隋前，曾祈祷于唐叔虞神像前，又因起家于唐叔虞封地古唐国，因名国号为“唐”。唐代诸帝对“王业所基”之晋阳崇爱有加，先后在晋阳设北都、北京，使晋阳成为当时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东征还师途经晋阳，曾逗留数月，次年正月撰写《晋祠之铭并序》“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感恩之情溢于碑碣：
昔有隋昏季，纲纪崩沦，四海腾波，三光戢曜。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发迹神祠。举风电之长驱，笼天地而遐捲。一戎大定，六合安家。虽膺箓受图，彰于天命；而克昌洪业，实赖神功。[14]
唐太宗驾幸晋祠，树碑祭祀，是唐叔虞祠最为煊赫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继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北中国几乎是以晋阳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与建都中原的中央政权长期激战厮杀的场所。宋初太宗赵光义三下河东，火焚水灌晋阳城，位于晋水源头的唐叔虞祠与晋阳百姓一样，劫后余生，旧貌难现。此后虽有宋、元、明、清历朝修葺或重修，然唐叔虞祠一直处于尴尬难堪之境地。现存元初《重修汾东王庙》碑描写当时唐叔虞祠，只见“庙宇摧毁，神位迫窄”[15]。元末，唐叔虞祠方位由原来坐西向东，“际山枕水”（今圣母殿位置）突然改变为“北面南向”，亦即今日所见之唐叔虞祠，[16]然此祠与前祠已不可同日而语，康熙年间太原知县周在浚来祠所见仅“破屋数楹”，“屋之宇颓弊，较昔尤甚，瓴甓积于中堂，蔓草侵阶，荒秽不治，不可着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上自督抚，下至乡绅，包括梁国治（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朱圭（山西布政使）、徐浩（冀宁道）、周亮（太原县令）、杨二酉（翰林、晋祠南堡人）等人的通力合作下，又一次重建叔虞祠。此次重建在原有三间小殿的旧址上，拓宽增高，改建享殿，新建配殿，并“属以长廊，绕以周垣，门阙岿然，登降翼如”，亦即今日偏于齐年柏和善利泉亭东侧的“唐叔祠”。刘大鹏概括此次重修之前的情形是：“历代以来虽屡修葺，要皆因陋就简，聊为重新而已。卑微湫隘，究不足以壮观瞻”[17]，可谓的评。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唐叔虞祠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荣衰，宋以前唐叔虞祠为晋祠正祠，唐叔虞为晋祠主神确是无疑的。宋以后唐叔虞祠虽“不足以壮观瞻”，然仍以“事关祀典”而享正神之礼，尤其是明“洪武四年改称唐叔虞之神。岁以三月二十五日有司致祭，载在祀典”[18]，唐叔虞一直被视为国家正统主神。《晋祠志·祭赛》“祀唐侯”条记载，每年三月二十五日，“太原县知县致祭唐侯于叔虞祠，荐以柔毛刚鬣，拜跪如仪”。嘉靖年间山西巡抚苏祐作“迎降送神祠三章”亦一并收录，其祀文无不透露着官方正统信息：
维某年岁次甲子三月二十五日甲子，承祭官太原县知县某（典史代，则称典史某）致祭于唐侯之神曰：惟神剪桐封晋，克绍周德。播王室之恩泽，千古贻庥，保唐地之疆圉，万民受福。声灵于以丕昭，祀典因之天斁。兹当春暮，恭逢诞辰，谨具牲醴，式肇明禋。仰祈神鉴，享此清芳。尚飱。[19]
宋代以来，唐叔虞及唐叔虞祠地位在晋祠地位的下降，与圣母殿的创建密不可分，而圣母殿及圣母地位的上升与水的关系亦密不可分。虽然圣母殿具体建于何时仍在争议，但至迟在熙宁（1068—1077）年间，加号“昭济圣母”则是可以定论的。此后，圣母及圣母殿屡受加封并重建重修：崇宁初敕重建；元至正二年重修；明洪武初复加号“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四年改号晋源之神；天顺五年重修；万历壬午年（1582）又“焕然一新”；清后期同治、光绪二帝分别叠加封号；慈禧太后、山西巡抚曾国荃、著名晋商渠本翘等分别赐匾题额，圣母殿可谓隆极一时。
圣母乃唐叔虞母亲邑姜。晋祠初以唐叔虞封地建祠，以子为母屈，母为子贵并建其母之祠，合而记之，母子并隆，也在情理之中。但圣母地位的日隆，以至明代视圣母为晋源之神而成为晋祠主神，完全是人们“误将邑姜视水神”了。熙宁年间圣母首次加号即“以祷雨应”为由头，明万历年间最后一次大修仍以此而终。马朝阳《重修晋源圣母祠记》道：“万历壬午年，自春徂夏不雨，穑人焦劳，嘉谷用虐。郡伯麓阳孙公日走群神雩祀之，罔应。或言晋源圣母灵赫，徒步涉汾津以身祷，邑侯向公从焉。礼未告成，大雨沛作竟日夜，神人之感其捷影响。既睹庙貌就颓，非徒以祀报也”。于是，“故者革，废者举，不三月，焕然一新”。[20]至清初，朱彝尊作《游晋祠记》有“圣母庙不知何所自始，土人遇岁旱，有祷辄应，故庙巍奕，而唐叔虞祠反而居其偏者”的疑惑。[21]顾亭林更有“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的感叹。水神圣母日隆，正神叔虞日颓，充分说明官府与地方社会对关乎民生的晋水资源的重视，刘大鹏概括历代加封圣母“皆因祷雨应也”。[22]而乡村百姓在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生活中，水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和生命之源，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实际生活中显得是那样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难道这真的就是那种民人重利轻义的意识表现？这里还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宋代开始建造圣母殿，圣母的地位后来甚至超出唐叔虞，与嘉祐四年（1059）知县陈知白创三七分水之制，甚至后来衍生出“跳油锅捞铜钱”的民间传说或许不无关系。唐代两次修建跨汾渡槽工程后，晋水开始引入东城，五代十国时晋阳又成为各方政权激烈争夺的重地，加之宋统一全国后，各地人口数量大多出现逐渐增长的趋势，这里就有一个重新分配有限的水资源的问题。圣母“以祷雨应”而加封，民间因争水而跳油锅，二者均发生在宋代中叶，应当不仅是一种巧合。
如果说唐叔虞、圣母都属于国家正祀系统的神灵，那么“水母”就是一个被民间社会缔造出的地方神了。水母楼位于难老泉水源之上，俗名梳洗楼，其创建年代《晋祠志》记以嘉靖四十二年（1563），但为何而建，何人创建均不得其详，刘大鹏叙其起因以为“欲人知为晋源水神，而圣母非水神也”，[23]我看也是牵强附会。至于水母楼上下层神案上之磬与香炉均系嘉靖十一年（1532）、十三年造，岂有庙未建而有预铸炉磬之理，刘氏也断然认定为他庙移置之物。更为明显的是，楼中所塑水母像，座为瓮形，一派农庄少妇装饰，红颜淡妆，青丝半垂，头发上还挂着一只篦梳，呈未梳妆完毕之状。其塑像高仅1.06米，周长1.1米。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建后呈两层楼阁，楼下三间石洞，极似农舍式样。很显然，从水母塑像及其楼之规制看，水母肯定不是官方首先认可的神灵，而是根据民间传说的“水母娘娘”的故事建造的。虽然至今当地民人已对水母娘娘附会甚多，但最早的版本还应是《邑志》所载：
俗传晋祠圣母柳姓，金胜村人。姑性严，汲水甚艰。道遇白衣乘马者，欲水饮马，柳与之。乘马者授以鞭，令置瓮底曰：“抽鞭则水自足。”柳归母家，其姑误抽鞭，水遂奔流。急呼柳至，坐于瓮，水乃止。相传圣母之座，即瓮口也。[24]
对晋水流域“水母娘娘”这一传说，明代太原知县高汝行则认为：“坐瓮之说，盖出田夫野老妇人女子之口，非士君子达理者所宜道也。”[25]对于俗传柳氏为金胜村人，嫁于晋祠村的说法，世居晋水总河的刘大鹏更斥之为“妄诞至极，断不可信”。[26]
事实上，水母娘娘的传说，是现实社会中晋水北河中心村落花塔、古城营与下游村庄金胜村争夺晋水水权的一种反映。金胜村，又称大佛寺，属晋水北河最末端的村庄，历来用水不足。按照惯例，北河水例军三民三，六日一程，昼夜轮水。万历年间，金胜村人氏柳桐凤以北河渠长将夜水献于晋府，前水不能遍及下游金胜、董茹等村，欲争夜水而起讼，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晋祠圣母柳氏源头金胜村娘家回马水，军民轮流浇灌禾田，与王府并不相干”。享有用水主动权的花塔、古城营当仁不让，坚持维持现状，此案最后仍以“王府与民间分定日期轮流使水，相传年久，难以更变，应合照旧，将桐凤取问罪论”告终。[27]乾隆四年（1739）起，金胜、董茹为争春秋水例再与花塔村大兴水讼，在官府的介入下，此次两村共获得三程春水，算是争得部分水权。[28]处于北河末端不利地理位置的金胜村，在同样性质争取水权的两个回合中，一输一赢，最终取得部分水权，所以金胜村人强化并神化“水母娘娘”在晋水流域的地位也势在必然。至今在36村祭祀水母的盛大活动中，仍然保持着金胜村人不到，祭祀活动不得开始的习俗，充分说明民间传统的坚韧性。
往事越千年。晋祠主神在历史长河的洗练中，由唐叔虞而圣母邑姜，再由邑姜而“水母娘娘”。如今，圣母殿以宏大雄伟的建置，际山枕水而居晋祠主轴的突出地位。初受封侯，肇始晋国的唐叔虞却安然偏居晋祠北隅。更有意思的是，民间创造的那位“水母娘娘”选中“永赐难老”的名泉背后，其建置虽似农舍而不足观瞻，但其动人的故事却弥足长远。再套用一句古话，那真是“化荒诞为神奇！”
然而，正是这位民间创造的水母娘娘，受到了晋水流域36村子民们盛大而虔诚的群体祭典。
三 水母娘娘
在晋祠每年所有神灵的众多祭典活动中，民间创造的地方神——水母祭典活动，无论其规模、时间都是当地祭典至最。晋水流域祭典水母的活动自农历六月一日至七月五日，连续月余，而且按照晋水四河的用水制度，各村庄依次祭典，渠甲致祭，众民齐集，演剧酬神，宴于祠所，“历年久而不废”。兹据《晋祠志·祭赛》“祀水母”条，罗列如下：
初一日，索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归，宴于本村之三官庙。
初二日，枣园头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于昊天神祠。以上为南河上河。
初八日，小站营、小站村、马圈屯、五府营、金胜村各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于昊天神祠。以上金胜村为北河上河，余皆北河下河。金胜使水属下河，故八日同祭。
初九日，花塔、县民、南城角、杨家北头、罗城、董茹等村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集昊天神祠。
初十日，古城营渠甲演剧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集文昌宫之五云亭。以上为北河上河。
十五日，晋祠镇、纸房村、赤桥村渠甲合祭水母于晋水源。演剧凡三日。宴集于同乐亭。以上为总河。
二十八日，王郭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归宴于本村之明秀寺。同日，南张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宴于待凤轩。以上为南河下河。
七月初一日，北大寺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归，宴于本村之公所。北大寺村属陆堡河。
初五日，长巷村、南大寺、东庄营、三家村、万花堡、东庄村、西堡村等渠甲合祭水母于晋水源。以上为中河。
除此之外，阖渠渠甲尊敬水神甚虔，除六、七两月致祭外，先有祭事者四：
一、惊蛰日，阖河渠甲因起水程均诣祠下，各举祀事。
一、清明节，北河渠甲因决水挑河，均行祭礼。而花塔都渠长另设祭品于石塘东致祭。
一、三月朔，北河渠甲因轮水程各举祀事。
一、三月十八日，董茹、金胜、罗城三村共抵祠下献猪。[29]
值得重视的是，晋水流域36村在如此宏大的祭典水母活动中，“凡祭水神必兼祭圣母”，刘大鹏认为此“即是敬叔虞耳”。紧随其后的是七月初四直至十四日连续十天的“圣母出行”，虽然这也是一年一度晋水流域众村庄参与的大型祭典活动，但其中的官方正统色彩却隐约可见。《晋祠志》“圣母出行”条载：初四日，“在城绅耆”执抬搁（俗名铁棍，当地一种抬轿的杠物）抵晋祠恭迎圣母出行神像。在城人民则备鼓乐旗伞栖神之楼，中午时分齐集南关厢，随后西南行经南城角村、小站村、小站营，由赤桥村抵晋祠。迎请圣母出行神像的八抬大轿出晋祠另行一路，由赤桥村经南城角村抵西关厢，此时日之将夕，抬搁皆张灯结彩，再入县西门至城中央不偏不倚之十字街，折而南行，出南门抵南关厢，恭奉圣母于龙王庙，此为四日圣母安神礼。
五日，“仍行抬搁，舁神楼，游城内外。人民妇女填街塞巷以观之，官且行赏以劝”。中午时分仍齐集南关厢，先入南门，进县署领赏，官赏搁上童男童女银牌，官眷则赏彩花。然后又出西门返城，再出北门返城。日落后出东门，由东关厢河神庙迎龙王神像十七尊仍返入城，最后出南门奉龙王神像于龙王庙。初五日整天就是周游城内外安龙王之神。十日由南关厢龙王庙迎圣母至古城营九龙庙，十七龙王随之而至，众民虔诚致祭。次日古城营演剧赛会。十四日由古城营恭送圣母归晋祠，整个“圣母出行”的活动在晋水流域“巡回”一圈后始告结束。圣母出行活动的中心在县城，且“进县署领赏”，十七龙王随圣母汇于古晋阳城（古城营），最后由古城营送圣母归晋祠，这一群体祭典活动的国家意识形态味道显然不同于祭典水母的民间化依村祭典。
从“渠甲祭资出于众农”的制度中，我们不难发现晋水流域36村祭典水母活动的民间化色彩，而总河晋祠、纸房、赤桥三村及花塔村的特殊性，又会使我们从祭典活动的外表看到其背后水资源争夺的实况。
晋祠、纸房、赤桥三村于十五日合祭水母，“演剧凡三日”。祭典之日在六月望日，恰居持续月余的祭典活动中间，且一般村庄仅在祭典当日演剧一日，或有多村合祭而未演剧者，而三村连续三日演剧，如此安排的深意在于突出晋祠、纸房、赤桥三村的“总河”地位。如前所述，晋祠等三村因地处晋水源头地界，本无渠甲，向来属有例无程，随时浇灌，既不出夫，亦不纳粮。随着水资源在本区域的日趋紧张，“远村人等常欲破此成例”，[30]尤其是渠甲制创设之初选人良莠不齐，渠甲成为不同村庄争夺水权的关键人物。刘大鹏讲道“充应渠甲者为善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自无河案之可虑；渠甲若狡猾，或恃强凌弱，或卖水渔利，或违旧章以争水，或肆贪心以启讼端，种种不一而足”。[31]雍正初年爆发的南河与总河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河渠长由位居南河末端的王郭村人充任，名为经制渠长，统辖包括南张村、索村、枣园头村、王郭村四村在内的南河事务。时至雍正七年（1729），王郭村人王杰士已把持南河渠长职位达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王“把持需索，无弊不作”，进而更以晋祠稻地无例，无钱不许浇灌，与总河发生严重冲突。太原县知县龚新借此“除王杰士结党把持水利另案归结外”，特在原晋水四河的基础上，将晋祠、赤桥、纸房三村划为渠首范围，并设立晋祠渠长一名，经管南北两河有例无程地亩。尤其是此次整顿以南河推及晋水四河，制定“禁饬事宜七款”规范渠甲：宜按年更换；宜选择良民；宜派定工食；宜秉公派夫；宜永禁卖水；宜各守界限；宜官给印照并分地稽查。[32]雍正初年此次整饬不仅树立了晋祠总河渠长的绝对权威，解决了“南北两河渠甲，由下流而侵及上流，越界强霸，致使总河稻粟田亩不得因时灌溉，因启讼端”[33]的问题，而且在36村祭典水母的象征性仪式中出现了“地主”与“宾客”之名分。《晋祠志》“祀水母”条载：“凡总河祭期，四河各渠长肃衣冠，具贺仪，诣同乐亭庆贺，而总河渠甲待以宾礼。凡四河祭期，总河渠长亦肃衣冠，具贺仪，为之庆贺，以尽地主之礼。”[34]
花塔村在祭典水母的活动中也很特殊。据载，六月初八、初九、初十三日为北河各村庄祭祀水母之日，要连续演剧三天。然“所演之剧，系花塔村都渠长张某写定，发知单转达古城、小站、罗城、董茹村、五府营，届期各带戏价交付”。[35]《晋祠志·河例五》又专设“祀晋源水神”条，载“演剧酬神知单：晋水北河都渠长张某为酬报神恩事，特转某村把总知悉：本月初八、九、十日晋祠庙圣母尊前献戏三期，戏价钱几十几千文，至日早到拈香，不可失误。轮流转送，勿得迟延”。[36]花塔村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北河渠长为花塔村张姓世袭，北河又是整个晋水流域四河中用水量最大的村落群体，晋水流域36村中北河流域即占到19村，而“南三北七”的水权分配使北河明显占据主流。其二，花塔村地处北河咽喉，下游使水必经花塔。加之北河自明初以来，与王府使水“军三民三”，花塔遂成为与总河、王府、北河下游各方争水的焦点村庄。明之嘉靖、万历，清之雍正、乾隆、光绪年间花塔与前述三方均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水权纠纷。花塔村的作用既如此重要，花塔村张姓世袭的北河都渠长自是当仁不让。按北河常因西边山峪洪水泛滥，河床堵塞淤积，以致有碍渠路，水不畅流，每年清明节、霜降节北河各村决水挑河，破土开渠，担河渣，割河草均按村派夫，届时花塔都渠长统领其事，特制破土知单（有破土行礼仪节，破土口诀，破春土祭文，破秋土祭文）、挑河知单，担河渣知单，割河草知单轮流转达知会各村渠甲，并要求各村“切勿迟误”，都渠长的权威形象俨然可见。与此俨然形象相对应的是都渠长于每年三月初一北河起程溉田前群宴各渠甲的慈然形象：
北河上两河轮程溉田，岁以三月初一日起程。是日，花塔都渠长率各村渠甲恭诣晋祠，净献刚鬣（都渠长备）柔毛（罗城村水甲备）祭祀晋水源神。
起程祭神之次日，都渠长于其家设筵张乐，以待贺客，名曰贺渠长。北河一切渠甲各备贺仪，皆抵达花塔跻堂拜贺，燕饮为乐。[37]
在整个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中，祭典“水母娘娘”是民间社会最为看重的盛大活动。晋祠总河渠长、花塔都渠长能够在此活动中占尽风光，与之在水资源争夺的各个回合中常常处于优势地位的情状是紧密相连的。令人思考和回味的是，晋祠总河渠长因官方介入而确立，花塔北河都渠长的确立却与“水母娘娘”的传说一样，也埋伏着一个悠久的民间故事。正是这种无证无据，又难以考定的民间传说，构成了晋水流域水利祭祀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四 “张郎”及其他
犹如晋水流域36村在晋水分配和使用中有总河、北河、南河、中河、陆堡河之分，渠甲有总河渠长、都渠长、渠长、众水甲一样，晋水流域水利祭祀活动也有主神与“村庄神”的层次区别。如果说唐叔虞、圣母邑姜、水母娘娘都是全流域各村庄共同祭典的主神的话，那么，取材于跳油锅捞铜钱的花塔村英雄张郎就是一个“村庄神”了。至今流传在晋水流域的“民间话语”如此描绘这一故事：
相传数百年以前，晋水南北两河因争水屡起纠纷，甚至每每械斗以至酿成人命事故。有一年清明时节双方又起争端，并且抬着棺材要拼个你死我活。后来县官出面调停，在难老泉边置一大油锅，底下燃起柴火，待油锅沸腾后投入铜钱十枚，代表十股泉水，双方同时派人捞取，捞取几枚铜钱便可得到几股泉水，以此定例，永息争端。参加争水的两河民众面面相觑。此时，北河人群中闪出一位青年，跃入沸腾的油锅捞出七枚铜钱，而后壮烈牺牲。于是县官判定北河得晋水十分之七水量。难老泉前面石塘中石堤和人字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据说，北河人群中跃入油锅捞铜钱者为花塔村人，因年久失名，乡人呼为张郎，现“金沙滩”中高两米多的分水石塔，就是后人为纪念张郎而建的“张郎塔”。
对于这样一个附会甚多的动人故事，光绪年间的刘大鹏即断言“荒唐不可信也”。且“询之父老，众口一词，不知其所以然，亦惟讹传讹而已。”[38]事实上，张郎跳油锅捞铜钱的故事正是宋代嘉祐初年知县陈知白定三七分水之制的直接反映。虽然我们无从判断张郎的故事起于何时，但花塔村人正是利用（或曰自造）这一传说强化了自己北河都渠长的地位，无中生有的争水英雄张郎成为花塔村张姓都渠长世袭不更的依据。于是，每年清明节代代相传的花塔张姓渠长引朋呼类，设坛祭典张郎便成为晋水源头的一道风景。年深日久，故事变成“真事”。笔者大学时代的一位刘先生曾有“智伯渠头游人过，犹闻乡老叹张郎”的诗句，也可说是画龙点睛了。
在不同的水利集团村庄及单个村庄的“村庄神”中，除了“水母娘娘”、“张郎”这类纯属子虚乌有而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神灵外，晋水流域水利祭祀系统中，还有许多先前为争取本村庄水利权益有过功业，而死后被视为神灵受到顶礼膜拜者，此类神灵至同治年间在晋祠总河界内竟多达九位：太原府、阳曲县、太原县历任知府、知县陆应谷、陈景曾、靳廷钰、龚新、黄捷山、戴广仁；晋祠村乡绅杨家三代杨廷璿、杨二酉、杨云涵。前六位为雍正年间最终订立晋水总河渠甲制度之地方官吏，后三位“为桑梓争利弊”而得崇祀。总河制确立后，赵发善等十四位总河渠甲特立《晋祠水利纪功碑记》，“略纪其梗概，使后人闻风奋发”。[39]世居总河界内的刘大鹏在《晋祠志》中特为上述数人立传，崇奉之意溢于言表。在36村祭祀水母的盛大活动中，每年六月十五，晋祠、纸房、赤桥渠甲合祭水母，并“将有功于总河之官绅，设木主于献殿，以配享之”，[40]遂成惯例。不仅如此，雍正间有“晋祠豪杰之士，惟杨封翁足以当之”的说法。因杨氏家族维护渠众利益，总河流域村民“群以为德，共议于杨公宅侧开口，俾杨公家易于汲水以酬之，因之名曰‘人情口’”。[41]真可谓是人神共享了。
然而，就是上面提及的那位被官方和刘大鹏斥之为把持水利无弊不作的“河蠹”王杰士，却在本籍王郭村受到赞誉。现存王郭村《王氏家谱》稿本中王杰士简直就是一位英勇善斗的传奇人物：
其本性刚毅，强悍好斗。一年北河总渠，在古城营满汉武举带领下，强行淘河，并无理垫高南河水平石。王杰士知道后，毫不示弱，终于在他的唆使下，枣园头村民雷四奋勇当先，趁人不备，将武举推下河去，用镰刀砍死。然后投案自首。事后南河五村，共同出钱厚葬雷四，并赡养老母直至百年。
太原知县，因惧进士（晋祠杨二酉）权威，只听一面之词，修改晋祠水程……王杰士自感执拗不过，遂迁全家至介休县改名换姓，自后下落不明。[42]
对于河神、龙神这样各地普遍祀奉的水利神灵，晋水流域各村也采取了群体活动的形式。六月二十四日为河神诞辰，“凡沿河人民均于河神庙陈设祭品以祀之”，[43]《晋祠志》以此简单一句概括祭祀河神事，可以想见，祭祀河神比起祭祀水母娘娘的宏大场面真是太相形见绌了。个中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流经晋水36村流域东界的汾河常常泛滥成灾，民众祭典河神首先是祈祷河神不再给沿河流域带来灾害，而对水母娘娘的祭典则首先是祈望能够更多地兴利益众。祸福之间，利害之间，在民众的价值观念里其实是很明晰的。
晋水流域36村祀奉的龙神名曰黑龙神。民间相传，天龙山龙洞中有黑白二龙王，两相争斗，白龙最后战胜黑龙，远近各村因白龙行云布雨，给民间带来雨沛丰年，遂在白龙洞旁修建白龙庙。但也不敢得罪那位黑龙，于是在修建白龙庙的同时，也在南山洼为黑龙造了一座黑龙王庙。刘大鹏《柳子峪志》载“黑龙王灵感所著，不亚白龙王神，凡到白龙王庙祈雨者，必到黑龙王洞虔诚拜祀。”[44]晋水流域对黑龙神的祭典也很隆重。《晋祠志》载，每年三月初，地处天龙山入口处的纸房村人赴天龙山迎请黑龙王神至该村真武庙祭祀，之后是流域各村挨次致祭，直至秋收已毕，晋祠村自纸房村恭迎黑龙王神像至献殿，然后，流域十数村农人合集文昌宫，公议送黑龙神入山之期，次日张报于晋祠南堡，以便众人周知。送神入山前一日，各村抬搁齐集晋祠北门外，由关帝庙请神游行各村，纸房、赤桥、晋祠、索村、东院、三家村、万花堡、濠荒、东庄、南大寺、长巷村、北大寺、塔院13村巡行一圈，仍至晋祠北门外安神始散。农历九月初三日，“晋祠纸房等十数村各备旗撒抬搁恭送黑龙王神入天龙山”。[45]一生喜好舞文弄墨的刘大鹏对“天龙山祷雨”的艰辛和虔诚也有诗句形式的表达：
乡邻祷雨届新秋，不怕高山在上头。
扳薜方才跻险岫，转弯却又越深沟。
穿林踏磴踵虽破，觅寺寻僧步勿休。
既到天龙时已午，拈香献膳向神求。[46]
事实就是如此，虽然在地处干旱区的黄土高原，有晋水这样的自然水源对流域来讲已是至大的福祉，但民间社会在重视晋水的同时，又渴望得到龙神的赐福，以使风调雨顺，年谷丰登。按老话讲，具有迷信色彩，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龙神也受到了民众虔诚的祭拜，或许，这正是“尽人力而后听天命”这一民间传统文化的内蕴所在。
余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非均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一种交互作用，不断互动与调整的关系。在此范畴中，西方与中国应该会有共性的东西，而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不同经济文化乃至生产生活方式而表现出的特殊性，即使在传统中国范围内，不同的区域空间，不同的具体事件都会有不同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国家与社会间的运作模式。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历史演变过程，可能会对我们相关的讨论提供一个独特的个案。
在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典系统中，从唐叔虞、圣母邑姜、河神、黑龙神到水母娘娘、张郎乃至于实际生活中的王杰士、杨氏父子等，他们或为国家和官方屡加赐封的神灵，或为完全由民间不同村庄共同体“创造”出的地方神，甚至干脆就是“村庄神”；他们或受到晋水流域36个村庄一致的祭典，或受到某些村庄的膜拜，或单个村庄视为神灵，其他村庄则弃之不顾；唐叔虞、圣母起初虽为官方认可和赐封，而晋水流域村落也对此虔诚祭典；水母娘娘最初并不为官方所封，但就是这样一个由单个村庄“创造”的少妇神像却受到全流域最为隆重和持久的祭拜。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实在是模糊不清的，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和汇合，而是多重的互动和多元的建构。要之，在各种不同祭祀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不同水利共同体的现实需求。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仍然是一条永恒的法则。
从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演进的过程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同样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心”与“边陲”之间的关联。在对中国社会空间的多种论述中，美国学者施坚雅（Skinner）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或许是对目前中国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模式。在施坚雅看来，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中国可分为九大区域，而每一个宏观区域内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各个区域间以及每一个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存在着差异，基层社会的中心地就是星罗棋布的集市。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实际告诉我们，村庄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公共团体，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晋水天然地赋予流域各村程度不同的恩惠，因而产生了共同顶礼膜拜的水神，而位居晋水上游的中心村庄与地处下游的边缘村庄，由于空间的不同导致利益的不同，因而有了“村庄神”的出现。再有，与中国南方及其他区域不同，宗族势力、乡绅集团在晋水流域水资源的争夺和祭祀活动中并没有显现出特殊的角色功能，而各村庄推举出的渠甲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重要的是，渠甲并不是宗族和乡绅的代表，相反则是某一村庄利益公共体的代表，即如水母娘娘、张郎分别代表金胜村、花塔村利益，杨廷璿、杨二酉这样本身具有功名的乡绅也是代表着晋祠总河的利益。以村庄为共同利益的公共团体，才是晋水流域多村庄水利祭典中最重要的实际角色，村庄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换言之，村庄或可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关联体。本文对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考察，可否对此再提供一个内陆地区个案的例证？笔者最后还想再次强调的是，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背后，隐藏的是多村庄争夺有限水资源的激烈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明清以来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表征。只有将晋水流域祭祀系统纳入整个中国社会的总体变迁趋势中，才有可能揭示祭祀背后丰富的历史内容。
[1] 《晋水志》，刘大鹏著，光绪三十三年成书。全书十三卷，现有四卷，为先师乔志强先生所得。此书与《晋祠志》相较，“体例虽殊，而事实则同，……有《晋祠志》未载而始补登之者”（《晋水志·凡例》）。
[2] 王天庥：《晋水历史流量的探讨》，《山西水利史料》第5辑。
[3] 《新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九，地理三。
[4] 刘大鹏：《晋祠志》卷十八，流寓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8页。以下仅以《晋祠志》出之。
[5] 刘大鹏：《晋水志》卷二，旧制。
[6] 袁汉城：《九营十八寨与明军屯考》，载《晋阳文史资料》第6辑。
[7] 《申明水利禁例公移碑记》，见《晋祠志》卷三十，河例一，第794页。
[8] 刘大鹏：《晋水志》卷一，晋源。
[9] 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二，河例三，第825页。
[10] 《晋祠志》卷三十一，河例二，第804页。
[11] 《晋祠水利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12] 沈巍皆《晋祠圣母庙辨》，见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第22页。
[13]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第16页。
[14]《晋祠铭碑》，见刘大鹏：《晋祠志》，卷十，金石二，第232页。
[15]《重修汾东王庙记碑》，见刘大鹏：《晋祠志》金石二，第249页。
[16] 关于唐叔虞祠的移位重建历来不得其详。康熙年间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记》即有“岂今日之圣母殿实唐叔虞祠耶”的疑问。今人郭怨舟先生也多有探讨，似难定论。参见《晋祠轶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晋阳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太原市晋源区委员会，1999年。
[17] 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第19页。
[18] 苏祐：《重修唐叔虞祠记》，见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第17页。
[19] 刘大鹏：《晋祠志》卷七，祭赛上，第161页。
[20] 马朝阳：《重修晋源圣母祠记》，见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第21—22页。
[21] 道光《太原县志》卷十三，艺文二。
[22] 刘大鹏：《晋祠志》卷八，祭赛下，圣母出行，第194页。
[23] 刘大鹏：《晋祠志》卷一，祠宇上，水母楼，第35页。
[24] 转引自《晋祠志》卷四十二，杂编，第1058页。
[25] 转引自《晋祠志》卷四十二，杂编，第1058页。
[26] 同上。
[27] 《水利禁例移文碑》，见《晋祠志》卷三十，河例一，第800页。
[28] 《晋祠北河水利碑》，见《晋祠志》卷三十三，河例四，第862—866页。
[29] 《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89—191页。
[30] 刘大鹏：《晋水志》卷四，总河北河口。
[31] 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一，河例二，第803页。
[32] 《晋水碑文》，见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二，河例三，第845—850页。
[33] 刘大鹏：《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90页。
[34] 刘大鹏：《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91页。
[35] 刘大鹏： 《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90页。
[36] 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四，河例五，第875页。
[37] 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四，河例五，第873页。
[38] 刘大鹏：《晋水志》卷二，旧制。
[39] 《晋祠水利纪功碑记》，见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三，河例四，第851—852页。
[40] 《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90页。
[41] 刘大鹏：《晋水志》卷四，南总河水口。
[42] 王树人，王锡寿主修《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王氏族谱》，1992年内部自印本。晋祠二中教师武炯生提供。
[43] 刘大鹏：《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93页。
[44] 刘大鹏：《柳子峪志》，见刘大鹏：《晋祠志》下册，第1283页。
[45] 刘大鹏：《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203页。
[46] 刘大鹏：《晋祠志》卷二十八，文艺上，诗，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