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方志始于距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晋代。其后，代代有之。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介绍山西古今方志的纂修与研究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一、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山西共修志书825种，其中，行政区划性质的志书(不含专志)有792种(现存471种，散佚321种)，专志有33种(现存25种，散佚8种)。

　　山西现存的471种行政区划性质的方志，约占全国方志数的二十分之一，居全国各省、市、区第八位。按时代分：蒙古、元代1种，明代59种，清代340种，民国71种；按行政区划分：省10种，太原市20种，大同市28种，朔州市11种，阳泉市12种，长治市49种，晋城市27种，忻州地区45种，晋中地区57种，吕梁地区36种，临汾地区87种，运城地区89种；按方志级别分：省志10种，府、州志91种，县志(含所志及一度废县为乡的乡志，如《平顺乡志》、《清源乡志》）364种，乡村志5种。

　　以体裁论，现存方志大多采用记叙体，间有议论，个别采用诗歌体，如《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平陆县图志歌略》。

　　 观其版本，有手稿本、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传世者以木刻本居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著录的版本，到目前已发现有疏漏与变化。如刻本中缺录清乾隆《崞县志续编》刻本。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山西现存方志429种，除明代《三关志》外，其余428种均为省、府、州，、县、乡各级方志，据有关资料统计，尚可补充43种，即：民国《山西风土记》、民国《山西省新志稿》、洪武《太原志》、宣统《阳曲乡土历史》、民国《太原县柳子峪志》、民国《太原县明仙峪志》、民国《大同县志》、弘治《应州志》、雍正《右玉县志》、民国《左云乡土志》、民国《左云县要览》、民国《平定县志》、民国《榆次县志歌略》、民国《和顺乡土传》、乾隆《太谷县志》、乾隆《平遥县志》、民国《平遥地志》、民国《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万历《祁县志》、民国《定襄纪事》、民国《崞县志修订原稿》、万历《繁峙县志》、乾隆《保德州风土记》、嘉庆《五寨县志》、民国《汾阳县乡土志》、民国《汾阳遗事》、民国《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民国《汾阳县地理》、民国《黎城地理概要》、万历《沁源县志》、蒙古《泽州图记》、民国《阳城县地理概要》、民国《阳城大宁乡小志初稿》、洪武《平阳志》、民国《洪洞县蜀村志》、民国《赵城县志》、弘治《襄陵县志》、万历《乡宁县志》、康熙《河汾集略》、民国《续辑安邑志》、民国《虞乡第三区黄旗营治村志)、民国《万泉县志》、光绪《平陆县志歌略》。

　　二、山西最早的方志为《上党记》，其作者及成书时间不详。但据历代书籍的征引情况及专家考证，认为其为晋人所作。该书现存佚文20多条，记载到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围壶关之事。书中记述了上党郡所属各县的地理形势。
　　东晋太兴二年(319)，武乡羯人石勒称帝，建国号曰赵，“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

　　北魏王遵业，太原人，官司徒佐常侍，著有《三晋记》10卷。今仅见《太平寰宇记》有引文一条。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在全国性的修志活动中，李播撰写了《方志图》；其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明初尤存，后佚。

　　唐代山西方志事业发展较快，这与唐高祖李渊发迹于太原有关。据考证发现，当时修志7种，其中，全省性的有《并州记》、《河东图》、《河东记》，府州方志有《太原事迹记》(也名《晋阳事迹杂记》、《晋阳记》)、《代州图经》、《岚州图经》，专志有《古清凉传》。诸志中(太原事迹记》价值较大，该书由唐大中八年(854)河东节度使李璋撰，原书14卷，宋英宗治平年间刻印时删为10卷，并增加了晚唐、五代的内容。该书佚文40余条，是研究唐代北都——太原的重要资料，有关李渊晋阳起兵时发号施令地点的记述，可补正史之不足。专志《古清凉传》则是山西现存最早的志书，是研究早期五台山佛教史最可信据的资料。

　　宋代山西方志有14种。全省性的有1种：《河东路图经》，府、州方志有9种：《太原地记》、《平晋图经》、《辽州图经》、《宪州图经》、《汾州图经》、《上党图经》、《潞州图经》、(隰州图经》、《绛州图志》，专志有4种：《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盐池录》、《龙门记》。这些志书多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官修方志，其中《河东路图经》多达114卷，为山西元代以前方志中之巨制。传至今天的志书为：《广清凉传》、《续清凉传》。

　　金代山西方志有7种：《晋阳志》、《五台县志》、《泽州图经》、《阳城图经》、《浑源州记》、《应州记》、《盐池记》。这一时期，山西出现了县志，如《五台县志》，且有名家参与修志。如《浑源州记》、《应州记》的撰者朱弁为南宋初著名学者，著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南宋初出使金国被扣，寓居大同，志即其时所作。

　　蒙古、元朝有志11种，即《泽州图记》、《河津县地图记》、《平定州志》、《朔州志》、《代州志》(康熙《山西通志》引)、《代州志》(《清一统志》引)、《平阳志》、《汾州志》、《汾西县志》、《河中志》、《应州图经》。其中《泽州图记》是由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李俊民所撰。全书共一千五百言，未分门目，记述了泽州(今晋城)及所属县的地理沿革，间载历史大事。因其完整地保存在《庄靖集》中，故成为今存国内唯一作于蒙古时期的方志。

　　以现有资料看，元以前的山西方志，文字都很简短，多系地理形势、建置沿革的记载，内容不及后世方志那么完备详尽。

　　三、明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地方志的征集和编纂，中国方志事业开始步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共有方志309种，其中，永乐朝最多，达100种，次为万历朝91种，嘉靖朝44种。此时，修志范围扩展到省内的每个府、州、县，志书体例相当一致，志书内容在深度上也达到空前的水平。这标志着山西方志编纂体例上走向完备，记述上趋于成熟。但因缺乏借鉴，明代志书也难免有所疏漏。如对王莽篡权后山西县名的更易，都未载录。但总的说来，因为明代方志有刻本传世，且“传例完善、详略得体”，对以后方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是山西的方志理论，更为清代修志者所推重。

　　明代，山西一些学者在修志的同时，开始进行方志理论的研究。关于方志的属性，许多人认为，“志者，史之属也”。曾任陕西巡抚的猗氏(今属临猗)人乔应甲指出：“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不谱之家无统，不史之国何征?”明确强调了史志性质上的相近之处以及修志的必要性。关于方志的功用，明儒认为，“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可以使官宦绅士“洞隆替之源，而施补救之术”，加强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关于佳志标准，嘉靖《曲沃县志》主修刘鲁生明确指出，应该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还指出，要编好一部志书，“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尤为可贵的是，“实录直书”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嘉靖《太原县志·凡例》要求“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襄陵教谕吕调元也说：“郡邑有志，犹国有史，所以彰往昭来，贵实录也。”上述种种论述，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且多散见于各志的序跋之中，但许多观点，直至今日仍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清代是山西古代方志史上的极盛时期，共修志书397种，其中康熙朝最多，达98种，光绪朝、乾隆朝分别为96种和84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1、涌现出一批以考据见长的方志。如戴震参与编写的《汾阳府志》、杨深秀的《闻喜县志斠》、张佩芳的《平定郡志考正》等，志书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王轩、杨笃等纂修的光绪《山西通志》被公推为良志，名闻省内外。

　　2、出现了终身致力于修志事业的专家。如杨笃(1834～1894)，字雅利，号巩同，又号称湄，山西乡宁人。同治甲子举人，通经史，工金石书法，一生主要精力用在编纂方志上。他从为直隶西宁县纂修《西宁新志》始，先后编纂了《蔚州志》、《代州志》、《长子县志》、《屯留县志》、《五台新志》、《壶关县续志》、《黎城县志》、《长治县志》等11种州县志书。到其45岁时，受聘为《山西通志》纂修官。该志总纂王轩病故后，他力挑重担，总揽全盘，“亲手编纂，又兼督工作，昕夕无间。至严冬霜雪，犹冷砚孤灯，若忘其苦。甚至指肿如椎，血溢爪脱不肯休。”尝概然曰：“一身之寿天，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光绪十八年(1892)志出，笃由此出名。

　　3、出现了一批用作学堂教材的乡土志。如《保德州乡土志》、《崞县乡土志》、《山西乡土志》、《阳城县乡土志》、《文水县乡土志》等，这些依光绪部颁乡土志例目编纂的志书，使地方志知识普及到了学校。

　　4、乡村开始修志，如汾阳陈家庄就较早修了乡土志。

　　5、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专志，说明其品类之繁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志有《晋祠志》。《晋祠志》40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大鹏撰。该志不但详述古迹，于水利之保护与利用、各村设渠长与水甲、有关碑刻、联合行动时发的各种通知单等，无所不记，填补了有关晋祠历史的空缺。

　　清代山西方志事业之所以盛行和发达，与清政府多次通令修志有很大关系；也同一些山西籍的官员与学者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有直接关系。曲沃人卫周祚，康熙初年任清政府的首铺——保和殿大学土，康熙皇帝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十一年(1672)通令全国修纂地方志的。

　　在无皇帝诏谕的情况下，重臣(主要是总督、巡抚)奏请修志是晚清(1840年以后)修志的主要形式。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清初卫周祚在为《曲沃县志》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修志“三长”说。他认为：“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要求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做到“正”；虚己受人，广泛采纳众人意见，不主观，不武断，做到“虚”；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左右，做到“公”。这样，才能编修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志书来。

　　清末(1840年以后)，随着志书的大量编纂刊行，特别是以光绪《山西通志》为代表的一批上乘佳志的问世，文人学者对方志理论的研究探讨愈加广泛深入。有突出成就的有杨笃、王轩、杨深秀、徐继畲等。

　　杨笃在其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见解。他认为，编纂志书最重要的“莫先地理，必明于古今形势，而后攻守利害有所述；必详于都邑之变迁，而后文献掌故有所稽”，绝不能“循名求合，凿空为说”。“州、县之志为一方政治所关，风教所系，非徒取备游览佐缀”，在体例上，“当仿正史，不宜效图经。”但他又说：“纪、表、志、传乃文学纪事之法，非史官载笔定例”，主张志书在体例上力求完备，“其体不备，不足以网罗一代之典制人文。”他认为，“史不必图，而志则非图下明，图悉界方，依元和志例冠之卷首，示要也；史必先纪，而志则无纪可言，易而为记，依晋书载记例第之篇末，避僭也，亦以补志传之阙。”他主张对旧志书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他说：“志乘之作，宜仿自古”，但“……山川形势终古不移，制度人文随时有异，往古即难备征而顾，令耳目所及亦听其沈(沉)湮，甚非达政治昭劝惩之义也。”

　　王轩(1823—1887)，字霞举，号顾斋，山西洪洞县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光绪五年(1879)受曾国荃之聘，任《山西通志》总纂。他博采旧志及他省志书之长，制定新的体例，将《山西通志》分为图、谱、考、略、记、录六门。其中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六门之下又分37类，类以下再分子目或附目，使志书体例完善，条理清晰。此种新体例的开创，当时就受到朝野赞许。他主张在内容上废除“与地志无涉”的星野，而代之以经纬晷度。他在方志编纂上之独见，是当时方志学探讨中的一种革新。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1849—1898)，字漪春，又字仪村，山西闻喜县人。同治九 年(1870)举人，曾续修《闻喜县志》 ，助修《山西通志》 。他在光绪《闻喜县志》序中 指出：“作志有三难：一日体例欲精则难；二曰考据欲核则难；三曰文章欲洁则难。” 这与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的“简、严、核、雅”的要求是一致的，是衡量一部志书成功 与否的标准。

　　徐继畲(1759—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 官至福建巡抚。他在地方志理论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志书资料贵在翔实， 收集采访一定要认真，决不可“因讹袭谬”，因“采访之疏漏”产生舛误；志书内容要繁简 适中，既不可贪多，炫耀“腹笥淹博”，造成烦冗芜杂，也不可太简，以致孤陋寡闻，“绝 无可观”；志书应“出自通人之手”，做到语言流畅；修志者要善于总结经验，做到“利病 详核”，秉笔直书；要不落欲套敢于创新；要将史志严格区分，坚持寓论于叙事之中。 他在同治年间纂修《五台新志》时，即贯彻自己的这些思想，大胆创新，使之成为当 时之名作。

　　五、民国时期，山西方志不及清代繁富，但也修有志书78种，且以抗日战争前居 多。其中，因时代特色鲜明而为人称道的有：余宝滋、杨韧田纂修的《闻喜县志》 ，常 赞春编撰的《榆次县志》 ，耿步蟾编修的《灵石县志》 ，刘文炳撰著的《徐沟县志》 。

　　民国时期的志书，一般都以详今略古、古今兼叙的原则编修。在体例和章法基本 因袭古代志书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这一时期志书的特点是：

　　1、时代性较强。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比如政权易 帜，典章改变；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裁撤驿站，建立邮政；以及剪发、放足等移风 易俗的措施，在志书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安邑县志》特设有“革新略”。许多过去 不能入志的剧作家、演员及艺人开始在志书传略中出现，如《临汾县志》为小说《柳 崖外编》的作者徐昆立传， 《安邑县志》分别为清末民初的六位名伶写了传略。有的县 志还保存了比较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民国20年(1931)编修的《崞县志》(未刊稿本)，载 有忻代宁公团的斗争事迹， 《安邑县志》(未刊稿本)载有李歧山的传记和墓志铭。这些 均是研究山西近代史难得的史料。

　　2、开始注重反映经济建设。民国6年(1917)，山西省公署颁行的各县志书凡例强 调增设生业略，含士农工商务业，打破旧时忽视工商的偏见，使志书的实用价值普遍 提高。如耿步蟾主修的《灵石县志》 ，不仅详细反映了该县矿产分布和开采情况，还记 录了劳动人民积累刨造的百余条衣谚，并予以归类。 《解县志》在志书类目中，增设“农 业”条，主要记述地方农工商业。

　　3、官府督令编修村志。如民国34年(1945)，虞乡县电令各治村修志，并颁布统一 纲目，提出具体要求：事实务必详细，数目务必正确，编制完善，装订成册(册长8尺， 宽5寸)等。

　　4、体裁颇有创新。如《平陆县志歌略》用诗歌体写成； 《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则以近似《诗经》式的四字联语为纲，再以文字作为夹注详述之。这显然便于 初识字者诵咏，将方志知识普及到民间，也有助于民众树立爱乡爱国的观念。 民国时期，山西方志理论研究中有独到见地的首推郭象升。 郭象升(1881～1941)，字可阶，又字允叔，山西晋城县人。宣统元年(1909)拔贡， 曾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关于方志理论研究，其在《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总 结了历朝修志经验，认为“明代求备而不精，清代尚雅而寡用”，主张编修新志书要“因 时制宜”，或“赓续”，或“重修”，或“增新”。他还主张新志书应由图、略、传、表、考 五部分组成。图计四，即方里图、山脉图、河道图、城郭图；略计十，即疆域略、沟 洫略、赋税略、丁役略、礼俗略、生业略、物产略、氏族略、方言略、兵防略；传计 六，即名宦传、名贤传、文儒传、孝义传、士女传、杂传；表计三，即官事表、选举 表、学校表；考计七，即沿革考、营造考、古迹考、金石考、著述考、旧闻考、丛考。 并且列出了具体详细的目录和注意事项。这对于民国初期山西地方志书的编纂都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并倡导新方志编纂工作。1959年7月，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地方志工作，并成立五人小组，负责起草方案， 修志工作在省内开展起来。1959年，盂县人民志起草委员会编的《盂县人民志》内部 刊印。60年代，山西先后编辑刊印了《晋城县志》(初稿)、 《祁县志》(上册)、 《陵川县 志}(未定稿)、 《闻喜县志·革命斗争史》《闻喜县志·革命烈士》《昔阳县志》《山西矿 、 、 、 产志}等。同时，大同、榆社、和顺、河津、岚县、五寨、岢岚等县翻印部分旧志版本。 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西除已刊印的上述志书(稿)外，尚有30余县基 本完成初稿．并打印成册，如沁水、寿阳、平顺、壶关、兴县、和顺、平定、阳高、 原平等；有50余县完成部分初稿，其余少数县也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一时期的方志工 作，尽管受“大跃进”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毕竟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创修作了一定的探 讨和尝试，可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志事业焕发了生机。山西作为新时期最早开展地方志工 作的省份之一、80年代初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联络中心、培训业务骨干的基地和举办各 种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场所，被方志界同仁誉为“新方志的摇篮”。截至2000年，山西新 一届(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修志工作已近尾声，成就斐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山西省方志各级各部门所修志书(包括省、地、县三级志书以及专业志、部门 志、区域志、年鉴和其他地情书籍)已达1000余部、4亿多字，远远超过了历代所修志 书的总和。

　　1、省、地、县三级志书大部问世。新编《山西通志》规划50卷、66册，5000余 万字，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二册)、 《文物志》《人物志》《附录》4卷、5册外， 已出版问世46卷、61册。地(市)、县(市、区)级志书规划127部，已出版108部，约1亿 5千万字，完成规划任务的35％以上；阳泉、晋城、运城、晋中、忻州、朔州等地市的 志书已全部出齐。

　　2、大批地情书籍出版问世。 《山西年鉴》198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出版15部；全 省先后编纂出版各级各类年鉴200余部、 1亿2千万字。各级方志部门还编辑出版了一批 部门志、行业志、企业志、山水志、寺庙志、人物志、风物志、乡镇村志以及地方百 科全书等专志专史数百种1亿余字。反映山西全貌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山西大典》也 已通过终审，即将出版发行。

3、搜集整理、点校出版旧志100余种，计5000余万字，其中不乏旧志中的精晶。 还编印《山西地方志综录》(祁明编)和《<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池秀云编)两部工 具书，推出三种旧志辑佚之作： 《汉唐方志辑佚》(刘纬毅)、 《山西古方志辑佚》(李裕 民)、 《晋志钩沉》(李裕民)。地方志部门还编辑出版了《清实录山西资料汇编》 ，翻译 出版了中译版《山西省志》《山西大观》等。

　　4、地方志成果不仅丰富，且不乏精晶之作。1993年以来，先后有18部志书获全国 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山西通志·地震志》《山西通志·金融志》 、 《山西通志·民政志》及《平定县志》《孝义县志》《榆次市志》 、 、 ；还有249部志书和地 情书籍获山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其中， 《山西通志·党派群团志》《山西通志·体育志》《山西通志·粮食志》《山西通志·军事志》及《晋中地区志》《交城县志》《古交 志》 、 《平遥县志》 等54部志书获省一等奖。 《山西年鉴》 1999年举办的全国年鉴评比中， 获两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

　　二、历代志书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结果，但本届修志的创新却是带有根本性的，集 中的表现是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广泛应用。

　　1、内容方面。新方志继承了历代方志作为“一方之全书”、“史、地两性兼而有之” 的传统，但其丰富详尽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志书：(1)经济部类内容在志书篇幅中所占 比重大大提高，一般为40％以上，许多志书在按行业分述工、农、商之外，又加了第 三产业的其它许多新内容和旅游经济，这是空前的。(2)大量吸收了现代科技的研究成 果，如地理方面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测绘、地质、水文、土壤、 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方面的研究成果，历史方面的考古学成果，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和 科技成果以及人口统计资料，等等。这显然是历代旧志不能做到的。尤为突出的是“地 震”由“天人感应”的灾异一变而成为科学的记述与研究成果，更是由封建迷信到现代科 学转变的典型例证。(3)纵贯上下限的《大事记》记述一方历史发展的脉络，涉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全书起到统合作用，不但远远超过古代志书中“纪”的内容，而且 超越民国时期一些志书的“大事记”的内容，且地位更加重要。(4)时代性更强，如各地 新修志书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详细记述，各级志书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 区的详细记述，都是为了强化时代特色。(5)地方特色更突出。旧志通过对山川、物产、 民俗等的记载，体现地方特色，但新志更通过设置专志突出地方特色，如《山西通志》 中专设《煤炭工业志》《运城地区志》中专设《关公文化志》《盐池志》《大同市志》 中专设《云冈志》《曲沃县志》中专设《烟草志》等，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2、体例方面。这是新修志书对历代志书传统的继承最为明显的方面，如体裁中的 记、志、传、图、表、序，结构方面的有纲有目、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线以 及框架设计、层次安排和门类设置等等，但同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例如 在横排竖写方面，总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但在各专志中则有所变通，宜竖则竖，宜 横则横，有先横后竖的，也有先竖后横的。结构上，本届修志虽有大编、中编、小编 体之不同，但多数都采用了现代著作中明确标设篇(编)、章、节、目的方法，行文中全 部采用条目体的是少数，多数采用了自然分段的记述体。在门类的设置上，按事物和 思维的逻辑分类，与旧志一脉相承，但在分类方法上，完全采用了现代科学的分类法， 有的还吸收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则与旧志大相径庭。另外，旧志一般是以类设卷， 而新志除了以类设卷外，还辅之以业设卷的处理方法，以适应现代行业分工与发展的 需要。在门类归属上也有突破，如山西雁北地方志办公室提出了“子大分家”的主张， 后被山西许多同仁所认同。在实践中如省志专设《煤炭工业志》 ，既包括煤炭资源的内 容，又包括煤炭生产、运销的内容； 《阳泉市志》在军事篇中，把本来包含在战事中的突出战例分列出来，二者并置，体现了多角度、多视点的特色。

　　3、编写原则和方法方面。在这方面，除了指导思想的根本变化和从文言文到语体 文的重大变化之外，多数情况是具体而微，这里仅举数例加以说明。一是关于“述而不 论”，这是志与史的重大区别之一。旧志也有倾向性，多体现为“微言大义”。新修地方 志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注重如实记述，不加评论，但是为了便于读者提纲挈领地 掌握记述的内容，也为了强化“资治”和“教化”的功能，有许多志书在卷首设了《概述》 或《绪言》 ，篇章中设了“无题小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新修《山西通志》则把 《概述》列为50卷之首，以其横的综述与《大事记》纵的记事相呼应，统摄全书。“概 述”与“无题小序”仍然保持了记述体，以事实说话，没有脱离“述而不论”的传统轨道， 但却体现了修志者的观点和论点，对“述而不论”作了突破。再是关于“生不立传”，新修 志书的《人物传》继承了旧志的这一传统，但这一原则的局限无疑带给人们很多遗憾。 鉴于此?有关志书除了在志中相应部分采取强化“以事系人”的办法外， 在相宜处增设“人 物介绍”或“知名人物”等章节，并设置和扩充了“人物表”、“名录”等栏目。还有则是关 于方志不能“越地而书”， 《阳泉市志》的主编认为，要想强化志书功能，在记述一地的 经济科技状况时就必须既作纵向比较，也作横向比较，于是他们在《阳泉市志》经济 部类的概述中专门列表把阳泉同全国其它24个同等规模城市的情况作了对比。其它一 些志书中也有类似作法。这也是一种有分寸的突破。旧志中多有考证，新修志书中除 了在采录资料时反复核实订正外，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沿用了这一好的作法。如《山 西通志·大事记》为了存真求实，对某些不确切而有影响的说法，加以考异澄清；无法 定夺者则异说并存。又如山西《阳城县志》专设“旧志勘误”一目。此外，新修志书在 继承旧志首置凡例、篇目及图表的基础上，增加了航摄地形图、大量卷首照片和随文 附入的照片，作到了图文并茂；增设了外语翻译目录、主题索引，适应了现代信息社 会的需要。

　　三、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虽然本届修志总体上是理论滞后，但近20年间，全省地方 志工作者也在这方面怍了不少努力，发表了百余篇论文。1985年10月和1988年12月， 山西省先后召开了地方志学术讨论会，对地方志理论进行了全面研讨，对在修志实践 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见解。这两次研讨会对促进山西省方志学研究的发 展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全国举办的许多各类地方志学术研讨会上，山西 作者都有论文参加，有些作者的论文还参加了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山西地方志工作者 的论文有许多被全国各级刊物采用，或被收入论文集，有的还获奖。近20年来，山西 方志工作者推出方志学专著或论文集20余部。此外，还有人参加了一些全国性方志学 工具书的编綦，主要有《中国方志大辞典》《中国地方志综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