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设立与机构体系
       (一)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设立

　　日本的民族学从日本本民族的研究开始而逐渐拓宽其概念, 主要指基于世界各民族的知识积累而研究文化的一般科学。进而使日本的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基于日本本民族文化探源的比较研究而开始向世界民族研究发展, 更加丰富了文化人类学研究。这样的学术发展集中体现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中。位于大阪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所”, 具备博物馆、大学院教育、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机能。

　　20世纪50、60年代, 日本的学术逐渐恢复元气, 民族资料的积累和学术理论探索为日本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民族学者岗正雄、石田英一郎、大林太良围绕“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的源流”这一根本课题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摆脱了旧传统的民族学狭隘概念。以柳田国男为首的日本民俗学研究也以“日本人-日本文化起源”为根本课题越来越靠近民族学。进而日本的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基于日本本民族文化探源研究而开始向世界民族的研究发展, 使日本文化人类学研究更加丰富了。

　　又因日本经济实力增强, 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仅次于美国, 为日本的学术发展形成了有利条件, 使日本学界的目光与雄心投向世界。尤其这一时期盛行海外研究活动, 向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实施的学术调查营造了1970年的日本世界万国博览会的里程碑。在日本大阪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迎来了世界77个国家（地区）的参与和支持, 其中有亚洲23国（地区）、欧洲21国、非洲13国、北美洲8国、南美洲8国、大洋洲2国和12个国际组织和地区。万国博览会的展览设立“国际馆”, 将各国或地区的展品以“馆”为单位来展示。在万国博览会展示中, 日本民族学界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调查, 尤其京都大学实施的学术调查以及学者今西锦司和梅棹忠夫参与收集的资料充当了主要的内容。在日本万国博览会上, 关于中国的展品只有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称参与的资料展, 而并没有出现中国大陆的展品。这是在中日国交未恢复的情况下出现的暂时缺席, 而并不代表否定中国研究在日本民族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本金融界人士涩泽敬三 (1896-1963) 倾心于国民教育, 率先呼吁“日本没有民族学博物馆不像话, 应该有国家来建立”。涩泽敬三生前向日本文部省提出建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议, 并将日本民族学会附属博物馆的资料移交文部省史料馆, 约定将来把这些资料捐赠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涩泽敬三以身心投入的民族学资料积累最终形成日本最大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母体。进而涩泽敬三被尊称为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养育之父。

　　基于日本民族学的发展和学者以及有识人士的强烈愿望, 在万国博览会的场所和资料整备的基础上, 日本自1974年开始建设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于1977年开馆使用。梅槕忠夫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他一生投入于生态学、民族学, 数次参加日本重要的人类学调查。梅槕忠夫个人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捐赠2万册图书, 进而他的显著业绩通过创建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日本的“世界民族”研究打开了崭新的一面。但是尽管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开馆有雄厚的资料积累和整备基础, 仍然没有补上中国大陆民族资料的空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 该机构逐渐补充中国民族资料以及其他世界民族资料走向完善。

　　(二)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机构体系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基地, 以研究文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为主, 集科研、资料库、博物馆、大学院教育和大学共同利用、社会公益功能为一体的研究机构。它是一个研究机构的同时, 也是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组成部分, 以自身的研究、资料、设施为基盘为全国学术育人和科研提供共享资源。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是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育支援中心、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分子科学研究所、国立天文台、核融合科学研究所、宇宙科学研究所、统计数理研究所、国立极地研究所、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基础生物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等17个研究所和机构为基盘, 由人类文化研究机构、广播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高能量加速器研究机构、信息系统研究机构等六个共同利用机构法人组成的大学院教育机构。该大学院教育有六个研究科共21个专业。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三个机构属于人类文化研究机构法人, 承担地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国际日本研究、日本历史研究、媒体社会文化、日本文学研究等六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任务, 其中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担任地域文化学和比较文化学两个专业的教育与研究。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性质是带有博物馆功能的研究机构。2016年以前, 机构内部主要的研究部门有民族社会研究部、民族文化研究部、先端人类科学研究部、研究战略中心、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国际学术交流室六个部门。经过改革现有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人类文明志研究部、超领域田野科学研究部、全球化现象研究部、学术资源研究开发中心、国际研究总括室六个部门。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是以人类科学的基础领域为对象深化理论研究开辟新的学术课题, 创造学术融合的新的领域。该部门中还包括日本财团资助哑语语言学研究部。人类文明志研究部主要任务是从过去的事像通观未来, 跨学科探讨关于现代人类所直面的课题, 展望未来文明, 创造新的价值。超域田野调查科学研究部以世界各地为对象, 根据深化区域少数群体的研究, 创立人类学的地域研究新领域。全球化现象研究部从地区事像入手鸟瞰世界, 跨学科探讨关于现代人类所直面的课题, 展望全球化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学术资源研究开发中心推进提高学术资源共同利用的跨学科性和国际性的研究项目。国际研究总括室为开拓新领域立案并总括共同利用型研究体制的基盘整备以及国际国内战略。除了国际研究总括室以外, 其他五个部门都按第一超域 (日本、东亚、东南亚、中·北亚) 、第二超域 (南亚、西亚·中东、非洲) 、第三超域 (欧洲、北美、中南美、大洋洲) 配置研究员。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般分为研究员 (又称教员) 、客员研究员或特别客员研究员、外国研究员、机构研究员、项目研究员。研究员是该机构编职研究员, 是担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的主干力量, 现有54人, 按照学者个人研究强项分布在六个研究部门和三个超域中进行研究, 并担任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的教育工作。机构研究员是在本机构担任合作研究或从事各种事业的非常勤研究员。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活动主要以研究员的个体研究为核心, 以机构研究、合作 (共同) 研究和项目研究的体系开展研究。在机构研究中以特别课题来承担个体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重大研究, 以个体研究的具体、细致的内容来推进每个领域的课题研究。研究员的个体研究除了个体担任的课题以外, 主要以合作研究课题推展深化研究。项目研究主要针对特殊课题或教育、技术、设施建设课题, 主要有日本财团资助哑语语言学研究项目、科学研究经费资助事业·各种经费资助研究项目、综合研究大学院项目、论坛型信息博物馆项目、文化资源研究项目·文化资源策划事业、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项目。哑语语言学研究是一个特殊的课题研究。日本财团资助哑语语言学研究项目是借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学共同研究机构的机能, 通过机构内外学者协作推进哑语语言学研究和残障者对应活动以及哑语翻译人员培养的双轨事业为目的。科学研究经费资助事业·各种经费资助研究项目是为振兴日本学术, 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有领域中针对独创的、领先的研究资助经费, 以使其格外发展为目的。综合研究大学院项目是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学科融合推进中心为基础设施, 在综合研究大学院全学科中开展超越学科、专业的自由·开阔的学术交流为目的。论坛型信息博物馆项目是基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人类文化资源实施国际合作研究, 构建信息生成型多方向的多媒体数据库为目的。文化资源研究项目·文化资源策划事业是为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或相关机构所藏文化资源的体系化而推动合作研究的项目。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项目是为发展构成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六个共同利用机构分别培育起来的研究基盘和成果而建构跨机构和单位的组织。进而为综合理解对日本有重要意义的地域而与相关大学、机构协作开展“地域研究”。现已有南亚地域研究基地 (MINDAS) , 进而要建设东北亚地域研究基地、现代中东地域研究基地。

　　如机构内部结构所示,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员及团队的专业领域基本以五大洲及地区规划并支撑五个主干研究部门。研究员的调查研究主要以课题研究 (包括个体和合作课题) 、研究会或专题讲座、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海外学术交流的方式开展。进而相应地布置博物馆的展示空间和内容。博物馆的功能主要通过展览向社会展示收集的资料, 追求提高一般国民对世界民族、文化的认识、理解的社会公益效果。博物馆展览主要围绕两点, 一点是按每个地域来展示世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另一点以音乐·语言等人类普遍文化现象为对象来展览民族文化的内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展示从展示厅入口到出口以地球旋转的方向按照大洋洲、美洲、欧洲、非洲、亚洲为地域区分和顺序, 进而在亚洲区内分东亚、西亚、南亚、中央·北亚地区, 特别将东亚区分日本文化、中国 (区域) 文化、朝鲜半岛文化、阿伊努文化展。民族学博物馆的展示主要是民族的、民俗的知识。可以说有以日本文化为中心向周边、向世界展开比较研究视野的特点。从邻近、周边民族以及文化构成的复合因素等角度看, 在日本民族学的研究视野中中国文化仍然占重要的地位。

　　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资料的构成与基本特色

　　高级文化设施与非强制性的知识传播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理想。该机构研究的精湛贯彻在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成果的展览·公开等一系列的工作中。非强制性的知识传播是指博物馆运营的思想和实物教育的效果在生活化的环境和轻松的气氛中传播于民众。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以本机构研究人员为主, 调查研究世界各国各地民族社会、文化, 进而将研究资料整理、收藏、展示以及建立信息化管理的资料数据库。通过研究成果的出版物以及资料数据库和博物馆运营与社会共享资源。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实力在于其有规划的研究员团队和多方面收集积累的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资料主要以机构研究员的实地调查收集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 至今收藏了约34万件民族资料、约7万件映像·声音资料和约65万件文献图书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有两方面, 其一是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 其二是资料整理·收藏管理技术开发。资料的收集·调查·研究毋庸置疑, 该馆对标本资料的整理收藏也精益求精。

　　机构的资料库一般分标本资料、映像·声音资料、文献图书资料、民族学研究档案文件资料。标本资料入库不仅有详细的整理步骤, 还在机构内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和动植矿物实验室, 对收集或赠予的标本资料进行动、植、矿物分析和素材诊断, 为研究提供详细信息以外, 根据分析结果采取保存、修复和防止腐朽的措施。为分析碗、筐等数千件标本资料的制作技术, 机构配置了X线、紫外线、色彩分析设备等非破坏性装置。标本资料库的管理一般用STAIRS (STorage And Information Rentrieval System) 系统。通过该系统检索资料只要输入资料信息中包含的单词就可查到相关单词的所有收藏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有映像·声音资料库。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独创的映像信息系统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一流的技术。所以, 在映像·声音资料中有一个特殊的录像资料库。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研究音·音乐以及收藏管理相关资料, 分析音·音乐的结构, 观察音的部署、音的动态, 研制了电脑自动采谱系统。因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的部署, 形成自己独特的旋律, 因此用定量分析法, 将一定数量的音乐输入电脑后通过自动采谱系统将乐谱每一个音的高度、长度用符号表记出来, 最终将世界民族音乐资料整理成像HRAF文件那样的音乐资料库。因此, 声音资料库是通过研制电脑自动采谱系统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图书资料管理引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开发研制的HRAF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文件。HRAF文件将关于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方面的图书、论文按照地域、民族分类收集, 并用专家独特的分类法分析其每页内容。HRAF文件首先用OWC (Outline of World Cultures) 分类法将资料按地域、民族区分, 进而用OCM (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分类法, 从人的行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主题分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档案资料是由青木文教、岩本公夫、大内青琥、桂光之助、菊沢季生、士方久功、泉靖一、梅棹忠夫、冲守弘、鹿野忠雄、杉浦健一、马渊东一以及日本文化的地域分类型研究会等学者个体或学会保存资料的捐赠形成的资料库。这是一个丰富而珍稀的资料库。如,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梅棹忠夫留下的资料可分三类, 一类为田野调查笔记、照片、记录田野调查现场构想、原稿的构思或框架的卡片;二类为原稿、著作以及对其研究成果的书评等;三类是相关学术调查·探险或学会组织的活动、学术·文化活动的行政、国际交流和万国博览会以及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立·运营的会议记录等。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资料特色主要体现在标本资料内容上。从1977-1999年间收集整理的标本资料中列举其主要内容如下 (参考表1) 。

　　从20世纪末二十多年收集整理的资料内容来看, 主要有生活用具、生产用具、祭祀·仪式用具、服装、乐器、手工品、艺术品等可研究民族社会、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物件。生活用具的收集包括碗、盆、壶、家具、搬运具、装饰品、人偶、玩具等广泛而细微的物件。生活用具让人觉得见惯不怪, 容易被人忽略其内在的社会、文化的信息。民族学博物馆的收藏资料中有大量的碗类资料。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碗的材质、制作技术反映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 而且其用于日常生活或祭祀仪式等不同用途反映民族社会心理以及其他信息。松田凡研究员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进行调查时从当地人们使用拐杖和小板凳的情形中, 发现其一般用途和社会规则中的身份标志作用。在日本民族学中民具作为一般民众的生活用具被重新认识, 经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具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民具研究吸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民具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分类中对生活技术的器物所关注的学术观点, 基于“天棚博物馆”收藏的民具资料扩充不同地域、民族的资料一直在深化理论研究。

　　表1:1977-1999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新收·在库·受赠资料 

　

　　表1:1977-1999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新收·在库·受赠资料

　

　　资料库的生产用具资料涉及农耕、畜牧、采集、渔猎等各种生产用具, 物件大到船小到针。生产用具不只是生产和技术的产物, 其内含着思想。生产用具的外观以及工艺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世界在精神世界中的反映。比如, 柬埔寨S型镰刀的形状和其柄上的蛇图案是高棉族文化的一种表现, 其影响传播到了泰国马来半岛。祭祀·仪式用具中主要有神像、画像、图腾柱、面具, 护符、纸币等。这类物质文化是民族文化精神世界的外延。美国西北海岸地区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上所雕刻的人物或动物主要取之祖先神话的主题。标本资料库中的服装种类很多, 有生活服、舞台服、宗教服以及分男、女、童装等。就以男性和女性衣服来看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线索。研究员分析中亚的民族服装, 认为作为西方地中海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北方游牧民与南方农耕民接触的焦点地区—中亚的女性用坎肩是欧洲男性用的背心经俄罗斯传入该地区并变容形成的。资料库的乐器以弦乐和鼓为多, 进而对西亚、东南亚和非洲以及美洲、欧洲诸民族乐器都有收藏。资料中有甘美兰的乐器。甘美兰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 其乐器是铜锣或键盘打击乐器。资料库中的手工品和艺术品的收集尤其关注各民族的制作技术以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信息, 如风筝、人偶、染布、织布, 甚至包括筐等生活、生产用具的制作技术。机构的研究员研究美国印第安的筐, 并参与设计博物馆展览, 结合研究结果为观者解读要点, 指出纳瓦霍人用的筐上编出的图案细工既是工艺又描绘了采集·狩猎民族的世界观, 而特林基特、萨利希等部族用的筐上多编有动物图案, 而且将筐用于储藏熏制或晒干的食物。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自1974年以来, 在世界各地进行社会调查时尽可能记录调查当地民族生活、仪式、艺能、音的文化的映像·录音资料。映像·录音资料更加生动、确切、客观地再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它将标本资料体现的信息还原到原有的现实中反映出来。这两种资料以不同的形式保存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现象。换句话说,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资料的基本特色是反映人类文化现象, 反映世界的、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生产的、生活的内容。以此研究民族文化现象的特征和相互的关系。

　　三、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中国资料

　　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标本资料库中, 通过输入“中国”一词搜索可查到15315件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采集地点为中国或在其他国家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资料, 其中有2998件汉族资料以外, 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资料。这些资料自1975-2016年间逐步收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 (参照表2) , 基本都附有图片, 而且都有地域、民族、收入年、记载日期、资料宽度、高度、厚度等信息。有14747件资料是在中国收集的, 所剩部分是在美国、秘鲁等国收集的。

　　表2: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75-2016年收入的中国民族标本资料件数

　

　　表2: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75-2016年收入的中国民族标本资料件数

　

　　上述每一件标本资料都有较详细的名称, 而在内容上没有上级分类。所以在没有具体目标的情况下只有先以地域、收入年、民族为类别来查找, 再按具体的内容一一查找才能看到资料的详细内容。从上述资料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是人偶、乐器、饰品、衣类、画等;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生活用具、生产用具、艺术品、娱乐用品、宗教用具等 (参照表3) 。这些资料从内容上反映了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标本资料中人偶资料数量最多, 其中包括泥人偶、布制玩偶、戏剧玩偶、玩具、影画 (剪影画) 等。这些资料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珍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人偶资料。涩泽敬三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捐赠的“天棚博物馆”资料最初以乡土玩具的收集为多, 逐渐发展成为民具收藏。1978年, 乡土玩具收藏者吉田知義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捐赠了手工艺泥人偶600件和其他乡土玩具共1057件。学者泉幽香研究日本东北地方特有的小木偶人, 指出它包含着南北文化断层地带的线索, 而且融汇萨满教、佛教、神道、修验道的文化要素, 塑造越来越简单化的外形演变至今。影画人偶涉及到中国民间影戏文化。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资料中有中国影戏的音乐, 甚至还有美洲中部的“玛雅民俗剧面具和衣装”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影画人偶的收藏。进而研究员藤城清治关注研究亚洲的影画剧。泥人偶除民间艺术品的意义之外, 在内容上也反映社会、文化的一面。巴西学者玛丽亚 (Maria Heroisa Fenelon Costa) 分析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南美卡拉雅民族泥人偶, 指出这些泥人偶表现的二元形象与卡拉雅民族社会构造相对应。研究员笹原亮二研究日本的天神信仰, 指出作为文人、学者、政治家的历史人物菅原道真死后被人们供奉逐渐成为御灵信仰或雷神信仰, 进而形成了天神信仰, 由此产生了现在的天神人偶。由此可见, 中国的泥人偶资料内含有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之演变以及纵横交错的线索。比如, 标本资料库收藏了相关“世界三猿”的人偶或相同主题的人偶, 有欧洲、非洲、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在美国收集的相关主题的人偶是中国笑佛化身布袋和尚的模样, 而且学者们一般认为三猿像的发祥地是日本或中国, 但古代埃及也有类似的像。

　　在表3中所示的标本名为“画”中, 可以看到49件版画所反映的内容, 有瑶山丰年、清江月夜、山村有了电视、农家乐、牧羊女、榨桐油等不同内容。还有106件绘画体现了苗族农民耕耘·播种·养殖·丰收、婚宴·省亲以及斗牛、龙船竞赛、除夕等民俗风情;还可以看到汉族农民生活 (炸喜干粮、八月枣花、祝寿、秦腔吼起来) 、傣族农民节日、侗族农民鼓楼和歌节日、白族农民三月节日、黎族织布机等。相比“画”中的生活风景。在表3的“其他”中可以看到年画、灯笼、银细工、绞缬染法物品、织布、绣球、刺绣布、剪纸、锹、桶、渔具、缠线板、火具、刀、剑、碗、勺子、酒器、油灯具、祖先祭祀用具、面具等具体的民具、生活用品以及手工艺品。通过画作了解民俗以及生活情形比物件资料更具体, 更有语境。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重视物件在生活情景中再现或从生活的核心场所观察社会、文化。类似的比较研究资料有中国的民居模型、德国厨房模型、乌兹别克斯坦的厨房、大洋洲的厨房用品以及蒙古、哈萨克的毡房、菲律宾的家船、爱伊努居所、日本房屋等。尤其在生产用具上的资料所藏丰富。其中农耕用具和渔具的收集和研究广泛, 不仅围绕日本涉及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沿岸及岛屿, 还有波罗的海岸爱沙尼亚的海豹猎具、南亚内陆山地国尼泊尔的生产用具、渔具。

　　表3: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国标本资料主要内容

　　在日本民具研究中灯龙包含更多的文化要素。尤其中国的灯笼文化悠久。灯笼以其美观的工艺和照明的功能既是手工艺品又是工具。如, 京都民俗中有“赦免地舞”用的灯笼, 具有中国风味的纹样, 还有盆灯笼除照明以外还被用于亡灵附体物。资料库中的织布机和织布技术是学界关注的包含丰富线索的文化现象。学者吉本忍在关于印度尼西亚更莎的研究中, 指出它的花纹受到青铜器文化、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影响, 并认为更莎制作技术与中国、欧洲、阿拉伯、日本等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关系。研究员周达生在《中国风筝》一文中介绍了“蜈蚣”、“燕”、“钓鱼的钟声”、“八卦”等在库的风筝资料, 认为包括南太平洋民族、东南亚一带都有风筝的文化, 中国是风筝的发祥地。而且他指出中国放风筝的民俗遗忘了向神、祖先供奉食物的含义。中国资料中的衣物、装饰品、面具等生活用品以及相关信仰的祭祀仪式用具等都蕴含北方与南方、游牧与农耕、佛教、萨满教、自然崇拜等物质、精神文化要素, 尤其对围绕日本的美洲、大洋洲、亚洲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多种重要的信息。

　　在录像资料库中有62项关于中国的民族社会、文化映像资料。一般可以通过网络进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录像资料库页面, 点击“项目选择”→“选择地域”→“中国区域”可以看到1966-2015年录制的资料内容。资料的具体内容有黄土高原春节 (1986年录制、节目番号1359) 、苗族春节 (2006年录制、节目番号1683) 、牛王 (雷山县苗族春节活动、2006年录制、节目番号1684) 、栗族刀桿节 (1982年录制、节目番号1089) 、壮族中秋节 (广西、2004年录制、节目番号1677) 、云南白族火把节 (2010年录制、节目番号1712) 、周城村的本主节 (云南白族、2012年录制、节目番号1741) 、土族故乡 (青海、2000年录制、节目番号1646) 等关于中国不同民族的生活、民俗方面的资料。这些映像资料与标本资料形成相互参照、互补信息。

　　在声音资料库中可以查到16项相关中国的音乐资料。16项资料中有两项是巴托克·贝拉 (Béla Bartók) 音乐完整版, 其中有一曲名为《中国奇怪的官员》。或许是因题目而使这些资料包含在关于“中国”的资料中。其他14项资料题目分别为“中国琵琶”、“中国音乐:丝绸之路乐器”、“中国古典音乐”、“中国笛”、“中国现代派古典音乐”、“中国梵唱”、“中国的大鼓”、“丝绸之路:中国音乐”、“毛泽东主席诗词”、“丝绸之路:中国之旅”、“中国北方影画戏”、“中国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琵琶”、“原曲近代翻唱”、“长安梦”。“中国琵琶”和“长安梦”是当今中国具有“琵琶皇后”之雅号的何樹鳳作品资料。“丝绸之路:中国之旅”是中国板胡、中胡演奏家刘明源的艺术品, 是中央乐团参加演奏的资料。“原曲近代翻唱”是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资料。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有关于“原曲近代翻唱”的其他资料, 可供原曲在旧满洲、朝鲜、台湾、中国大陆等东亚地区的产生、变迁、传播研究用。声音资料中有“中国北方影戏”与标本资料库中的影画人偶资料形成互补的研究资料。民族音乐与其存续的地方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音乐研究重视音乐采谱, 更重视音乐的民族志, 从音乐学和民族学两方面深化研究。

　　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对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从表3所示的标本名“乐器”中可以注意到, 国立民族博物馆对中国弦乐的收藏和研究。该机构的藤井知昭研究员在论文《丝绸之路的乐器—琵琶乐的系谱》中, 用馆内标本资料展示日本的萨摩琵琶 (标本号H35064) 、筑前琵琶 (标本号H35073) 、中国的琵琶 (标本号H67488) 、伊朗的拨弦乐器 (标本号H1792) 、阿富汗的拨弦乐器 (标本号H796) , 从古代日本的金银平脱琴谈到欧洲的琵琶 (Iute) , 说明琵琶的系谱从古代波斯经阿拉伯向东西方传播, 在中国汉代和日本奈良时代传入中国和日本。

　　上述资料无疑展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存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标本资料和映像·声音资料库的收藏以及文献资料逐渐在填补空缺的世界民族资料, 其中中国民族文化资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财富, 是民俗学、民族学研究发掘的魅力所在。

　　日本民族学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划时代标志开始了展新的发展历程。从此, 中国民族文化在日本民族学中重新显现。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扎根于民众生活以及民俗万象, 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维度推进日本研究, 并不断在推展国际性的学术课题。作为日本民族学研究基地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机构自始以来从全盘大局的视野出发前后相继设立了五大特别课题, 即“20世纪诸民族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亚细亚·太平洋诸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现代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研究”、“日本民族文化源流的比较研究”、“日本社会赠答的数量统计研究”。这几项课题具有深刻的关联性。亚细亚·太平洋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是继日本民族文化之源流的比较研究而开展的新课题。先行的课题围绕日本民族寻求民族文化的谱系, 相比之下, 亚细亚·太平洋诸民族文化研究这一课题是研究与日本相邻的亚细亚·太平洋地区诸多民族生活、文化, 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探讨这些民族文化的关联性, 进而多维度研究日本民族文化之根源以及确立其应有的地位。

　　20世纪70-90年代,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员的课题以及合作课题主要有新疆维吾尔民族文化史 (佐口透、1978) 、关于华南少数民族传承的基础资料调查与收集分类 (君岛久子、1979) 、关于瑶族族谱的构造分析 (竹村卓二、1979) ;华南种族群体和民间传承研究—传承与龙船节 (君岛久子、1980) 、从系谱体系看苗族社会构造的安定性 (竹村卓二、1980) 、新疆维吾尔族民族志研究 (佐口透、1980) 、关于藏族佛教教义和实践的民族学基础研究 (煎本孝、1980) 、藏族和尼泊尔的语言文化接触 (长野泰彦、1980) 、台湾山地民排湾族首领和物质文化 (松澤员子、1980) 、文化和民族音乐 (藤井知昭、1981年) ;藏族·缅甸系诸民族的语言文化 (长野泰彦、1996年)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小长谷有纪、1996) 、中国东北部朝鲜族的民俗文化 (朝倉敏夫、1996) 、关于华南诸民族文化现象的动态研究 (塚田诚之、1996) 。自2000年以来的合作课题有:中国民族表象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以南方为中心的整理和分析 (长谷川清、2000-2002) 、中国民族表象的政治学—以南方为中心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 (塚田诚之、2003-2005) 、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再建构 (韩敏、2004-2006) 、民族文化资源的生成和演变—华南地区为中心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 (武内房司、2006-2009) 、民俗资料保存论的建构和应对素材的保存处理法开发 (日高真吾、2007-2010) 、民俗活动的造物多样性 (福原敏男、2008-2011) 、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化和政治学—以南方为主的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 (塚田诚之、2010.10-2013.3) 、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在建构 (韩敏、2008-2011) 、关于藏族佛教古派以及本教的护符记述研究 (长野泰彦、2015.10-獉2019.3) 、長谷川清被资源化的“历史”—分析中国南方诸民族 (长谷川清、2014.10-2018.3) 等项目。

　　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集的资料和研究课题来看,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从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展开深入研究, 研究视线追踪民族的、多样的、变迁的文化。所以, 中国民族文化的广域是日本民族学向西亚、东南亚、中亚、北亚以及欧洲、非洲探索所必须的存在。日本的民族学、民俗学一直追寻“日本民族文化”, 为了在与日本以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更深入地了解、认识日本文化的特征, 以民族、民俗资料为线索开展收集、调查、研究, 通过博物馆设施追求学问的精湛和实物教育的社会公益。

　　注释

　　(1) [日]伊藤編:『伝統知、記憶、情報、イメージの再収集と共有-民族誌資料を用いた協働カタログ制作の課題と展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137、大阪:2016年, 第5-10页。

　　(2) 日本经济史上一般将1954-1973年称为高度经济成长期。武田晴人所著《高度成长》 (岩波新书出版、2008年) 中指出, 1968年日本确立经济大国的地位, 国民总生产居世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苏联 (p.140) , 财团法人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的100年》 (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1年初版、2006年第5版) 中指出, 国民总生产 (GNP) 为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 (p.101) 。

　　(1) [日]須藤健一:「みんぱくの創設の系譜ー渋沢敬三の遺言」、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2010年3月, 第3页。

　　(1) [日]梅棹忠夫、毛利正夫:「博物館イメージの変遷」、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8年12月, 第7页。

　　(1) [日]須藤健一:「国立民族学博物館の収蔵資料と今後の活用---挨拶にかえて」、伊藤編『伝統知、記憶、情報、イメージの再収集と共有-民族誌資料を用いた協働カタログ制作の課題と展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137、大阪:2016年, 第5-10页。

　　(2) [日]梅棹忠夫、荻昌朗:「知的情報としての映像」、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9年7月, 第2页。

　　(3) [日]藤井知昭:「音楽データベースの作成-計量的方法による音楽の研究」、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9年9月, 第19页。

　　(1) “在库”是指根据月刊《民博》 (月刊『みんぱく』) 的信息, 可确定在该刊发行相应的时间 (年月) , 所指资料已在库。

　　(1) [日]中村俊亀智:「民具学のあゆみ」、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80年3月, 第11页。

　　(1) [日]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集:「アメリカ·インディアンのかご細工」、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84年1月, 第9页。

　　(2) [日]大給近達:「ポトラッチ」、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8年10月、第13页。

　　(3) [日]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集:「中央·北·東アジア展示場」、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9年11月, 第8页。

　　(4) [日]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集:「東南アジアの収穫具-鎌から武器への変貌」、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83年3月, 第13页。

　　(1) [日]梅棹忠夫、吉田知義:「庶民の生んだ芸術」、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9年6月, 第2页。

　　(2) [日]泉幽香:「こけしカンタータ」、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78年11月, 第17页。

　　(3) [日]黒田悦子:「マヤの民俗劇の仮面と衣装」、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95年11月, 第12-13页。

　　(4) [日]藤城清治:「アジア影絵芝居」、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85年12月, 第1页。

　　(5) [巴西]マリア·エロイーザ·F·コスタ:「カラジャの土人形」、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96年3月、第12页。

　　(6) [日]笹原亮二:「天神信仰の成り立ちと移り変わり」、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97年6月, 第11页。

　　(7) [日]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集:「世界の三猿」、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96年10月, 第8页。

　　(1) [日]吉本忍:「ジャワ更紗-その多様な伝統の世界」、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93年11月, 第11页。

　　(2) [日]藤井知昭:「シルクロードの楽器-琵琶楽の系譜-」、月刊『みんぱく』、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大阪:1980年3月, 第12-13页。